《大明律·吏律》：“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官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 问题： 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比附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方法或技术，是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之一。《大明律》于“断罪无正条”下确立比附制度，有利于缓和因律条抽象程度不足而导致的律文僵化之弊，增强律文的适应性；立法严格限定比附的适用条件，旨在防止司法官员的擅断，也适应了皇帝控制司法权之需

[详解]
八议是指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他们所犯罪行实行减 免刑罚的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 辟之议”的主张，曹魏时期“八议”正式人律，形成“八议之制”。根据《唐律疏 议?名例》中“八议”条的注疏，享有这一特权的人包括：（1)议亲，即皇亲国戚， 包括皇帝祖免以上亲，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2)议故， 即皇帝的亲密故旧。（3)议贤，即“德行”可供人效法的贤人君子。（4)议能，即具有杰出军事、政治才能的人。（5)议功，即对国家有卓越功勋的人。（6)议贵，即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以及有一品爵位的人。（7)议勤，即为国家服务极其勤劳的人。（8)议宾，即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凡属以上这八种人，犯死罪时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理，必须将其犯罪事实及应享受特权的理由上报皇帝，由皇帝交朝臣“集 议”后，由皇帝作出裁决，一般均可免除死罪；若犯流以下的罪，则可直接减一等处罚。但是犯“十恶”者不得适用八议的规定。
官当，指凡议、请、减以下的官员，犯徒以下罪，若是私罪，五品以上，一官可抵徒 刑二年，五品以下九品以上，一官可抵徒刑一年；若是公罪，则各可多当徒刑一年。 唐律还规定，凡一人有多种官爵的，可以先以高者当，再以低者及历任官当。“若罪小官大，罪轻不尽其官，则可留官收赎；若罪大官小，官不尽其罪，余罪亦可收赎。” 因官当而免官者，一年以后仍可降一级任用。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唐律中规定的这一整套办法，已将各级官僚贵族的特权上升为 系统、规范而详密的法律制度，办法多种多样，使得不同等级的贵族官僚犯罪时，均 可通过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文来逃脱或减轻法律对自己的制裁。这就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制的“身份法”特点。其源于儒家所倡导的“礼有差等、贵贱不愆”的思想，是封建伦理道德与国家统治力量的结合。

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各衙门官员以及百姓上书吹捧当政大臣的美政、才德，就构成奸党，对于该情形，务必要审问其来历，穷追不舍，查清大臣是幕后指使还是知情不奏，对于上言大臣德政的，犯人处斩，妻子没官为奴，财产一并没官。如果该被吹捧的大臣知情的与吹捧者同罪，不知情的，不以犯罪论处

(1)这段文字反映了唐朝规定的十恶中的谋反罪和谋大逆罪。谋反和谋大逆罪属于“十恶”罪中处刑最重的两罪。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属于谋反、大逆，本犯不分首从都处斩刑。本犯的父亲及年满16岁以上的男性都处绞刑，其他家属或者没入官府为奴婢，或者处流刑三千里，家财也没入官府。谋反的，即便言语道理不能煽动群众，威信、力量不能统领人们，也一律处斩，其父子，母女，妻妾一并流三千里，但家财不没入官府；预谋大逆的，处绞刑；甚至对口说要造反的话语，本心无造反的意图，同时也找不到真正造反证据的人，也流二千里。
(3)这段文字表明，唐律将谋反大逆之罪置于“十恶”的前列，表现了统治阶级对这些犯罪的高度重视；同时，从处刑上盾，凡是涉及谋反的犯罪，最高处斩刑；最低处流刑二千里，处刑极重。这也说明，由于该罪直接危害君主专制制度，出于对统治阶级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极力维护，唐律规定的处刑极重。因此，谋反大逆之罪，为“常赦所不原”。
(4)唐律关于谋反大逆的规定，不适用八议、官当、同居相为隐等刑法原则。
(5)唐律关于谋反等制度的规定，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高超的特点。

鉴于历代臣下结党营私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明朝朱元璋首创奸党罪，罗列了奸党罪的种种表现。上言大臣德政即为奸党罪的表现之一。奸党罪的设立在防止臣下结党营私，加强专制主义皇权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是重典治吏的体现。
奸党罪的创立，实足反映了皇帝对臣下的防范猜忌之心，突出地反映了皇帝和臣下在封建社会晚期矛盾的加深，这也是明朝不遗余力地打击臣下，加强皇权的原因。
然而，奸党罪本身不仅不能解决专制主义本身的痼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统治的黑暗，并酿成宦官专权之祸，从而危害了封建统治。这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司法官员违反比附规定，随意裁判，导致“出罪”（重罪轻判或有罪判作无罪）或“入罪”（轻罪重判或无罪判作有罪）的，区分故意或过失，分别追究法律责任。

解析：《大明律》首创奸党罪，并罗列了奸党罪的种种表现，包括上言大臣德政罪和交结近侍官员罪。《大明律》使凌迟刑正式入律。

(1)这段文字反映了唐朝的自首原则。自首制度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唐朝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并使之进一步完备。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犯罪未被告发而自首的，免其罪。因轻罪被告发而自首其重罪的，免其重罪；因此罪被审而另言别罪的，免其别罪……自首不真实或者不彻底的，按照其所隐瞒的罪行和情节处刑；但是应当处死刑的，减刑一等。知道他人将要告发，或者同伙亡叛将要案发而自首的，减刑二等；亡叛的虽未自首，但是能够返回当初亡叛之处的，减罪二等。但是对于杀伤他人、不能返还原物、案发后逃亡、无公文过关以及强奸和私自研习天文的，不在自首范围。
(3)唐律关于自首及其处断原则的法律规定，意在巩固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4)唐律关于自首原则无比详尽的规定，不仅表明唐朝刑法适用原则的重大发展和法律的完善，也说明了唐朝用刑持平和立法技术的高超。

(1)这段话说明的是唐代封建贵族官员在法律上“议”、“当”的特权。
(2)“议”即“八议”，也就是对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实行优待的法律规定。但犯“十恶”大罪的，不用此律。“当”即“官当”，也就是允许以官爵当徒罪，一般公罪比私罪加当徒一年。
(3)“八议”、“官当”的刑罚原则源于儒家的“礼有等差”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传统法律中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法律将传统伦理道德与法律相融合，实现礼与法的统一，“礼法合一”。
(4)表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具有身份法与伦理法的特征，对官僚贵族的特殊法律保护集中体现了法律中的等级身份性质。

这段文字反映了明朝“重典治吏”的立法指导思想，而“重典治吏”在刑事立法上的表现就是特设奸党罪。《大明律》规定了奸党罪的种种表现。“重典治吏”对于加强吏治，依法办事具有一定的意义。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用刑极为残酷的王朝之一。“重典治吏”用刑极酷，奸党罪的各种表现，处刑一般都是重罪重罚，且有些专条没有刑法上的确定性，这样也就变为封建统治者随意杀戮功臣宿将的任意性规范。这些规定实足反映了皇帝对臣下的猜忌防范之心。“重典治吏”分化了统治阶级的力量，且株连广泛，人人自危。不利于封建统治。
明朝设立奸党罪，严防臣下结党营私，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皇权，排斥异己，保证皇帝的大权不致旁落。奸党罪的创设，体现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主义皇权的恶性膨胀。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并非律条的规定就能禁绝。明朝中期，随着宦官势力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宦官专权，使得“奸党”专条成为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