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管子之学“本末”论。

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是一种客观存在。

《管子》在消费论上，既主张崇俭又主张侈靡。《管子》的消费标准与当时各学派相似，其崇俭与鼓励侈靡是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不同要求，两者应用的场合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崇俭是一般情况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手段。俭与奢的问题，实际上牵涉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也是再生产问题。《管子》认为不适当的俭与奢都会影响生产，俭与奢的安排恰当，则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也就恰当，社会再生产就可以正常进行。
《管子》在一般情况下崇俭，《管子》不仅认识到俭在正常时期之重要性，也认识到侈靡在特定时期的特殊作用。执政者等到国家伤货甚至财尽才体会财货之不足，就太晚了。应在通过金贵货贱的倾向在财货未尽前早为之谋。“俭则伤事”也是从黄金角度考虑，俭则黄金的消耗少，则黄金多而使金相对于商品的价格趋贱。金甚贱会从根本上妨碍生产营利活动，故曰伤事。要等商品有余或过多而使生产停顿时，才知道于生产事业不利，也是不明智的。
《管子》将流通中黄金（货币）增减动向作为消费的衡量器，认为掌握了货币流通的动向，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要俭，在什么条件下要侈。
《管子》认为，在社会生产不振时才提倡侈靡，同时认为在有积蓄时也不妨侈靡，提倡长丧重葬与亲友间的往来，以增加生产与就业的机会，所谓“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在生产不振时，“上侈而下靡，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
《管子》侈靡论的中心是说明生产与消费不能脱节。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在性质上又是相反的，二者并存，必然不断发生互相排斥、互相限制的情况。因此，法家商君学派认为从农所得的利和富是本利和本富，而一切从非农得利、得富的行业处于同“本”相反的地位，应在禁限之列，最初这还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因为它们在宣扬“利出一空”时，把从事“诗书、言谈”以得富贵的人和事也置于禁限之列。但是，“末”既然是和利相联系的，它主要还是指经济方面的事物，尤其是指商业和独立手工业这些属于商品经济的行业。
“禁末”的主要对象是商贾、技巧之人，其政策措施是“重关市之赋”，征调徭役要使“农逸而商劳”，禁止粮食进入商品流通，乃至“废逆旅，贵酒肉之价”（为行商的食宿制造困难）等等。其理论基础是“金生粟死”（《商君书·去强》）的论点。“粟”指农业，“金”（货币）则代表同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的工商业。即工商业的增长必将导致农业衰败和根本破坏。
此外，在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一些其他的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如所谓“虞、衡”（在水泽及山林中从事捕捞、采伐等生产）等，在农业领域也有“园圃”、“漆林”等培育经济作物的行业。这些经济活动，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同农业有赢利大小的不同和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因此，商君学派要求由国家统一管制山泽。

到战国末期，法家的韩非学派进一步把末与工商业等同起来。他不仅把工商看作妨碍农战的，还把工商业看作不生产的。他把财富的一种具体形式－粟－看作财富存在的唯一形式，因而把凡是不能生粟的劳动或行业，都看作是不生产的劳动，不生产的行业。他宣称：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寡趋末作（《韩非子·五蠹》）。

管仲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各集团聚居在固定地区。春秋时期农村公社的瓦解，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小农阶层，自由小工商业者也大量涌现，而长期兼并战争形成了武士阶层，这是四民划分的客观基础。春秋时代的士身份是很复杂的，但管仲的士主要指武士。其来源主要从农民之“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中选拔出来。管仲将士与农结合起来，士平时留居自己家中，有战事才参加军旅。四大集团聚居，“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然后，“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同一行业的人相处一处，“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可彼此交流经验，提高技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可以沟通业务信息，促进流通。从生产方面看，管子认识到工作必须专，专然后能成。认识到熟能生巧，可以相对减少工作所需劳动时间。

战国时期，在齐国首都临淄东门有一个稷下宫，这是由政府资助，学者们在此开馆讲学，著书立说的地方。在这里，信奉并传承宣扬管仲富国之政的学者形成了著名的管子学派。
管子学派同样主张富国强兵，但在强兵和富国二者之中，强调“民饥不可以使战”（《管子·八观》）。即使为了战争也不必经常把大量财富存储于国库，而应当是在平时对百姓实行轻税，让百姓多保留些财富。在战争需用激增，国库入不敷出时，再增加对百姓的征收，可以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管子之学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府不积藏，藏于民也”（《管子·权修》），这和法家所主张的“家不积粟，上藏也”是针锋相对的。这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藏富于民思想第一次明确的表述。
管子之学认识到民是财富的生产者，国库的收入是通过财政渠道从民间征收来的。因此，国库的丰啬对百姓的贫富有直接的依赖关系。它认为财富来自生产，生产主要靠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无以致财”（《管子·八观》）。“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管子·小问》）。
管子之学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广义的富国、狭义的富国，以及富民三个方面，并对其中的富民和狭义富国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比商君学派和孟子学派的论述更深入。；但没能从理论上把广义富国、狭义富国和富民三者统一起来。

齐国的管子学派也提出了“强本禁末”的主张，并把“不好本事”和“末产不禁”看作是田野不辟、仓廪不实，“国贫而用不足”（《管子·七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也有“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管子·权修》），这类农与商、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相排斥的理论观点，但在政策、措施方面却主张对商业采取一些宽容乃至扶持的做法。它主张征工商税要合理，从轻：“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征于关者，无征于市；征于市者，无征于关；虚车无索，徒久无入，以来远人”（《管子，问》）。在理论上，管子之学对分工和市场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它强调：“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等等。它还认识到市场能为生产者提供信息，从而能对生产起指导作用。它说：“市者可以知治乱，知多寡。”在获得信息的基础上，生产者就可以“生于虑，成于务”，进行正确的决策和安排相应的经营活动。
管子之学虽然也常有把“末”同商联系的情况，但在具体谈论“本”“末”的矛盾时，更多地是以“末”指制造奢侈品的手工业和经营奢侈品的商业。禁末的矛头也主要是指向它们。它所说的本，虽然也主要是指五谷之农或粟帛之农；但又不对五谷之外的农业抱消极、歧视的态度。它认为富国、富民不仅要“务五谷”，也要“桑麻植于野，六畜育于家”以及“瓜瓠、荤菜、百果具备”（《管子·立政》）。他也有“禁山泽”的主张，但并非为了“利出一空”，而是为了在动植物萌生、孵育季节禁止入山泽采伐捕捞，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