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隶书在碑学中起的作用如何，有哪些著名的书家？

第1题：

清代的碑学理论有什么贡献？

正确答案: 清代倡导碑学的理论家主要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三人，他们在理论上递相承接，并与碑学的艺术实践同步，对清代书法艺术由帖学向碑学转化和碑学的兴盛及深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卒谥文达。是嘉庆至道光年间的经学家、书法家。他的书学理论文章《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从书艺发展和书体衍变着眼，认为隶书衍变为真、行、草书是在汉末魏晋之间，真、行、草书从此分为南、北不同的书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北书派的不同特点和风格是“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篆隶遗法得以保存。“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因初唐太宗喜王羲之书，王氏一家独胜而兼掩南北，宋代阁帖盛行以后，中原古法已成绝响，元明书家多为帖学所囿，北派愈发势微，“无复隶古遗意”，而在书艺上南北各有所长，“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由此阮元认为要正本清源，追踪古人笔法，非深研碑版不可。从目前能够见到的南北朝时期的碑版、墓志及残片看，南北书艺的传统是一致的。阮元抛开书法的不同用途，以南北风格的差异来概括书派的不同，实与事实有出入。但他能在帖学盛行之时，为碑学争一席之地，从理论上确立碑版书艺的地位，的确有胆有识。阮元看到帖学发展已到末路，以碑学补救帖学流弊，匡正书学的目的是很具卓见的。他的理论是碑学萌幼时期的理论总结，并对碑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是阮元的学生，嘉庆至咸丰年间的书法家。他没有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把平时的信札、题记、问答书札及诗文辑成《艺舟双楫》，前半论文，后半论书。继承阮元的书法理论，涉及面较广，其中包括学书心得经验，执笔、运笔、用墨、章法布局、点画等技法问题，古人及碑版书艺品评、书法发展规律等。对碑版书艺之美分析得比阮元具体充分。尤其在《国朝书品》里独标邓石如，推为国朝第一，从理论上确立以碑版起家的邓石如的崇高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对道光、咸丰以后的碑学实践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作为书家的包世臣，“中年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于北魏，晚习二王”，他的书法实践没有脱离帖学，其书“终伤婉弱”，影响不大。但在书法教育上却有成果，受他影响的吴让之、赵之谦、沈曾植等都是成就颇高的书家。
康有为（1858——1927）字长素，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是我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的思想家、书法家。他的书学理论直承包世臣，所以他的书学专著名《广艺舟双楫》，是碑学理论第三个里程碑，也是碑学有系统的重要理论著作。康有为的这篇著作在广泛占有资料并吸收金石学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书体衍变、书法流派、碑品及执笔、运笔等书法技法和学书经验及各体书艺要求的系统论述，力倡碑学，继承并发展了阮元、包世臣以来的碑学理论。贬斥帖学风靡之弊，溯源篆分，充分揭示六朝碑版书艺之美，是晚清碑学发展的全面总结。并且匡正了阮元南北书派论在理论上的遗误，指出书可分派而南北不可分派。又对包世臣的“执笔”论提出异议，否定包世臣“五指齐力”和“以指运笔”说，提出“四指争力”，强调运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突破。但是，康有为“尊碑”有“卑唐”之论，在理论上过于偏颇。品评人物和风格技法时，亦有过激之病。但他的书论充溢着感情色彩，有批评锋芒，从书艺发展上把握以“求变”来取得事物发展的思想是很可贵的，表现了他的革新和进取精神。因此他的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书翻印多次，流传甚广，波及日本，在碑学理论上有突出的贡献。
康有为在书法实践上推求北碑，与他的书论是一致的。曾自述：“吾执笔用朱九江先生法，临碑用包慎伯法，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他的书艺“大抵至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霎岳楼笔谈），其书气象雄伟，作字横画平直，撇捺波折多姿；运笔迟送涩进而跌宕，折处多圆转；结字中宫紧敛而体势宽阔，收放有情致。颇有纵横奇宕的气概和潇洒的风韵。自言；“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自知眼高手低，他的书艺虽未大成，但不失为晚清碑学有影响的书家。

第2题：

在清代，谁的书法被人称之为“漆书”？为什么说他是清代提倡碑学的先行者？

正确答案: 是清代康熙年间书画家金农的书法。金农用笔方扁如刷，且墨浓如漆，故人们称之为“漆书”。
金农（公元一六八七——一七六四年），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别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等。金农一生布衣，虽曾被荐举博学鸿词，但未就。他一生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从学于何羲门，好学癖古，精鉴赏，为人耿直，不肯折腰于权贵，为“扬州八怪”之一。
清代因康熙喜董其昌，乾隆喜赵孟頫，董、赵书体风靡一时。在这股潮流中，金冬心不随波逐流，而是去探索师法汉碑的道路，可见金农是独具慧眼的。康有为云：“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法，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金农自己诗中亦云：“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白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由此亦可说金冬心是清代提倡碑学的一位先行者。

第3题：

清代碑学对行草书有何重大影响？

正确答案: 由于清代碑学的兴起，提出了书法艺术“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的审美标准，对书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帖学衰微之际，有见识的书家们就把碑与帖成功地结合起来，这给行草书带来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他们抛弃了行草书那种萧散简淡、柔弱妩媚的姿态，而表现出古拙雄强、若奋若搏的风格，使行草书重新有了生机、赋予了崭新的面貌，因而出现了新的突破。
时间的流逝是无情的，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曾出现了无数以行草书出名的书法家，有人名重一时，到了现在却黯然无光了，而有的人流传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这些至今有较大影响的书法家可以说几乎都是碑帖结合的名家，这不得不使人承认碑学对书法艺术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4题：

结合碑派代表书家及其作品，谈谈清代碑学书法的共同审美特征。

正确答案: 清代碑派书法的共同的审美特征就是以篆隶书为创作方向，以北碑和无名书字为中心，开辟了一条帖学所不能及的新径。
清代晚期邓石如的篆书作品，在继承二李的同时，以汉碑额上的篆书用笔加以改造，并以长锋羊毫写出富于弹性变化的笔画，运笔流畅刚毅，改变以往只重结构的单调的篆书审美定式，开一代风气。
伊秉绶的篆隶书创作，师法汉碑中雄浑平直一类，用墨浓重如漆，结字宽博拙朴，省去明显的波挑，而以直画代之，并富于篆书笔意，同时强化方折，将汉碑的浑厚拓展到极至。
康有为的书法以行书名世，用笔迟送涩进，沉厚圆浑，结字内紧外松，开合有致，气象浑穆。

第5题：

此后，包世臣在《（）》中阐述了与阮元观点一致的碑学思想，使得碑学理论得以完善，从实践上看，（）又是第一个有意识以北碑之法为其书法主要格调的书家。

正确答案:《艺舟双楫》，包世臣

第6题：

清代擅长篆书的代表书家有哪些？

正确答案:邓石如、吴熙载、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

第7题：

问答题

元朝有哪些著名书家？

正确答案：赵孟頫、康里崾崾、杨维桢、倪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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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题：

问答题

清代的碑学理论有什么贡献？

正确答案：清代倡导碑学的理论家主要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三人，他们在理论上递相承接，并与碑学的艺术实践同步，对清代书法艺术由帖学向碑学转化和碑学的兴盛及深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卒谥文达。是嘉庆至道光年间的经学家、书法家。他的书学理论文章《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从书艺发展和书体衍变着眼，认为隶书衍变为真、行、草书是在汉末魏晋之间，真、行、草书从此分为南、北不同的书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北书派的不同特点和风格是“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篆隶遗法得以保存。“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因初唐太宗喜王羲之书，王氏一家独胜而兼掩南北，宋代阁帖盛行以后，中原古法已成绝响，元明书家多为帖学所囿，北派愈发势微，“无复隶古遗意”，而在书艺上南北各有所长，“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由此阮元认为要正本清源，追踪古人笔法，非深研碑版不可。从目前能够见到的南北朝时期的碑版、墓志及残片看，南北书艺的传统是一致的。阮元抛开书法的不同用途，以南北风格的差异来概括书派的不同，实与事实有出入。但他能在帖学盛行之时，为碑学争一席之地，从理论上确立碑版书艺的地位，的确有胆有识。阮元看到帖学发展已到末路，以碑学补救帖学流弊，匡正书学的目的是很具卓见的。他的理论是碑学萌幼时期的理论总结，并对碑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是阮元的学生，嘉庆至咸丰年间的书法家。他没有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把平时的信札、题记、问答书札及诗文辑成《艺舟双楫》，前半论文，后半论书。继承阮元的书法理论，涉及面较广，其中包括学书心得经验，执笔、运笔、用墨、章法布局、点画等技法问题，古人及碑版书艺品评、书法发展规律等。对碑版书艺之美分析得比阮元具体充分。尤其在《国朝书品》里独标邓石如，推为国朝第一，从理论上确立以碑版起家的邓石如的崇高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对道光、咸丰以后的碑学实践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作为书家的包世臣，“中年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于北魏，晚习二王”，他的书法实践没有脱离帖学，其书“终伤婉弱”，影响不大。但在书法教育上却有成果，受他影响的吴让之、赵之谦、沈曾植等都是成就颇高的书家。
康有为（1858——1927）字长素，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是我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的思想家、书法家。他的书学理论直承包世臣，所以他的书学专著名《广艺舟双楫》，是碑学理论第三个里程碑，也是碑学有系统的重要理论著作。康有为的这篇著作在广泛占有资料并吸收金石学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书体衍变、书法流派、碑品及执笔、运笔等书法技法和学书经验及各体书艺要求的系统论述，力倡碑学，继承并发展了阮元、包世臣以来的碑学理论。贬斥帖学风靡之弊，溯源篆分，充分揭示六朝碑版书艺之美，是晚清碑学发展的全面总结。并且匡正了阮元南北书派论在理论上的遗误，指出书可分派而南北不可分派。又对包世臣的“执笔”论提出异议，否定包世臣“五指齐力”和“以指运笔”说，提出“四指争力”，强调运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突破。但是，康有为“尊碑”有“卑唐”之论，在理论上过于偏颇。品评人物和风格技法时，亦有过激之病。但他的书论充溢着感情色彩，有批评锋芒，从书艺发展上把握以“求变”来取得事物发展的思想是很可贵的，表现了他的革新和进取精神。因此他的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书翻印多次，流传甚广，波及日本，在碑学理论上有突出的贡献。
康有为在书法实践上推求北碑，与他的书论是一致的。曾自述：“吾执笔用朱九江先生法，临碑用包慎伯法，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他的书艺“大抵至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霎岳楼笔谈），其书气象雄伟，作字横画平直，撇捺波折多姿；运笔迟送涩进而跌宕，折处多圆转；结字中宫紧敛而体势宽阔，收放有情致。颇有纵横奇宕的气概和潇洒的风韵。自言；“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自知眼高手低，他的书艺虽未大成，但不失为晚清碑学有影响的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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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题：

问答题

清代碑学对行草书有何重大影响？

正确答案：由于清代碑学的兴起，提出了书法艺术“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的审美标准，对书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帖学衰微之际，有见识的书家们就把碑与帖成功地结合起来，这给行草书带来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他们抛弃了行草书那种萧散简淡、柔弱妩媚的姿态，而表现出古拙雄强、若奋若搏的风格，使行草书重新有了生机、赋予了崭新的面貌，因而出现了新的突破。
时间的流逝是无情的，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曾出现了无数以行草书出名的书法家，有人名重一时，到了现在却黯然无光了，而有的人流传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这些至今有较大影响的书法家可以说几乎都是碑帖结合的名家，这不得不使人承认碑学对书法艺术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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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题：

问答题

晚清有哪些有成就的碑学书家？

正确答案：清代碑学“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书法精论）碑学盛行给清代书坛带来生机，出现活跃局面，推动了书艺发展。咸丰、同治间碑学转入北碑期，当时写真行草隶篆的书家都主动吸收北碑书艺营养。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以习北碑而得名的书家，较有成就的有：张裕钊、赵之谦、沈曾植、杨守敬、郑文焯、康有为、曾熙、李瑞清等。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其书“源出于包氏”，笔法多得于《张猛龙碑》，结体较宽驰，书风劲洁清拔，“信能化北碑为己用……自是咸、同间一家”。（《书林藻鉴》）康有为说他的书法“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他的书法以刚健取胜，但变化不够丰富，伤于板刻。他的书艺还影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些书家。精通地理学和金石学的杨守敬（1839——1915）是对日本书艺
有巨大影响的书家，他曾作为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随员在日本四年。他把阮元、包世臣的碑学理论和当时书坛盛行北碑书的信息直接带到日本，并带去他收藏的汉、魏、六朝、隋、唐碑帖精品一万三千余册，震动了明治初期的日本书坛。在杨守敬直接影响下，当时书坛三巨匠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都推崇研习北碑，追求北碑壮丽雄浑的书风，使当时的日本书坛风气产生明显变化。杨守敬在中日书艺交流上的贡献，为日本书史所肯定。
赵之谦（1829——1884）字撝叔，号悲盦，是晚清著名书画篆刻金石学家。画为海派之先，篆刻法邓石如而熔铸秦汉六朝碑版，自立门户，习北碑精篆隶。其书初学颜真卿，后受包世臣书学影响，潜心研习六朝碑版造像，于《张猛龙碑》、《贾思伯碑》、《郑文公碑》、《石门铭》、《瘗鹤铭》、《李仲璇修孔子庙碑》、《龙门造像》等广泛涉猎，将碑版方正严峻一路和圆劲奇逸一路兼而收之，又参以邓石如篆隶笔意。以婉转圆通的笔法写古拙严正的北碑；以妍易质，化刚为柔。善用搭锋，用笔方中带圆；结字茂密；运笔幅度大，撇捺有飞脚之姿。流丽之中又有粗犷郁勃之气，创造出“颜底魏面”的撝叔北碑书风，对晚清书坛很有影响。赵之谦篆书师邓石如而参以六朝碑版笔意，强调笔致的畅达，线条弯曲别有风采，姿态横生，亦为晚清篆书一家。他又以颜体楷法和北碑笔意写行草书，也很有特点。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寐叟。其书学过包世臣，早年仿过黄庭坚，中年又拟钟繇，晚年尤工草书。曾熙说他的书艺“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霎岳楼笔谈》说他的草书“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尤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兰也”。沈曾植的行草书的确能以强劲的腕力运老辣之笔，追求“不稳”之美，从而开拓自己行草书的境界。
郑文焯（1856——1918）是诗词书画医道兼能的学者，在书法上将南北碑版融为一体而兼帖之长，康有为说他的自钞诗稿写得“遒逸深古，妙美冲和，奄有北碑之长，取其高浑而去其犷野，盖自《张猛龙碑阴》，而兼取《李仲璇》、《敬使君》、《贾思伯》、《龙藏寺》以及《瘗鹤铭》，凡圆笔者，皆采撷其精华，故得碑意之厚，而无凝滞之迹……以汉碑、北碑之本体，而写南帖超逸之气，则近人所少见”。近代马宗霍也说他的字写得“翩翩奕奕，气味直到六朝”。郑文焯南北碑兼容并包、碑帖相参的道路，的确给他的书法增添不少生气，尤其是他的信札、诗稿、题跋之类的随意之作，纵敛相合，自然生动，更有峻逸之风。
曾熙（1861——1930，号农髯）和李瑞清（1867——1920，号清道人）是清末民国初年“同官京师，同学书”，又同在上海鬻书为活的职业书家，李瑞清得名在前，经他的举荐，曾熙得名在后，二人交游甚厚，世称“南曾北李”。李瑞清为曾熙写的鬻书文告里，谈到他们各自的书学渊源：“余喜学鼎彝汉中石门诸刻，刘平国、裴岑、张迁、礼器、郑道昭、爨龙颜之属，自号北宗；季子（曾熙的字）学石鼓文、夏承、华山、史晨、太傅、右军、大令，尤好鹤铭般若，自号南宗”。他们二人皆本于碑，以碑学名世。曾熙书艺“沟通南北，融会方圆”，兼得南帖之逸，所以他的字有峻逸松秀的特点。曾熙又能写隶书，并以分隶笔意写章草。马宗霍说他的章草“默契汉矩，奄迈晋规，有清一代，无可位置”。当时在上海有不少人学他的字。李瑞清兼习篆隶北碑，在书艺上下过苦功，“学无不肖，且无不工”，“自负在大篆，而得名则在北碑”。他的书艺溯源篆隶，认为“不知篆隶而高谈北碑，妄也”。他以篆隶笔意写北碑，书以生拙取胜。下笔坚实沉涩，结体稳健，颇有金石味。在篆书上主张“求篆于金”，“学书必神游三代，且无二李，乃得佳耳”。
他的篆书超越秦篆和玉筯篆之规而上追商周金文，得力于《散氏盘》，有自家风貌。当时在上海弟子很多，影响较大。
清代书艺之盛超过元、明，出现了流派纷争、书家众多、风格各异的活跃局面，这是封建社会后期所仅有。以上所举各家，只是晚清大批北碑书派中较有影响的几家，其中有的活到民国初年，对民国时期的书艺影响较大。现代的书家有的受他们影响，有的还是他们的学生。清代书艺成就，各个时期的书家的独特风格技法，对我们今天书法的发展，亦有借鉴价值。

解析：暂无解析

第11题：

填空题

此后，包世臣在《（）》中阐述了与阮元观点一致的碑学思想，使得碑学理论得以完善，从实践上看，（）又是第一个有意识以北碑之法为其书法主要格调的书家。

正确答案：《艺舟双楫》，包世臣

解析：暂无解析

第12题：

填空题

徐浩是与颜真卿同时的重要书家，其著名隶书作品有《（）》、《（）》，楷书作品有《（）》。

正确答案：《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张庭珪志》，《不空和尚碑》

解析：暂无解析

第13题：

清代碑学在艺术实践中进行了哪些探索？

正确答案: （一）笔法创新
碑学主要是对大篆、小篆、汉隶、魏碑等这些唐以前的石刻文字的书写研究。很显然，用晋、唐、宋流传下来的笔法去表现这些古老文字的精神面貌是不行的了。这此石刻文字早已不是毛笔写成时的原貌了，而是被刀刻、风化、磨损后而留下的具有金石趣味的线条。要表现这些线条，就得改变过去的笔法，清代不少书法家意识到这一点，就纷纷开展了对笔法艰苦的探索。各种各样的执笔法和运笔法都出现了：金农以倾斜执笔，用侧笔平锋去写隶书；王鸿绪为矫元明以来枕腕作书的积习，就用绳系肘，悬肘写字；钱伯垌执笔是“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毫入纸”，行笔时指腕不动，以肘去来；朱昂之行笔的秘诀是“作书须笔笔断而后起”；邓石如自创“悬腕双钩，管随指转”的新笔法；何绍基从射箭得到启示，创出回腕高悬、运肘敛指的“回腕执笔法”；朱次琦、康有为等人的执笔秘诀是“虚拳实指，平腕竖锋”；杨守敬主张运笔以侧锋为主；还有不少人为探求“掌虚”之极，就创出“以三指执笔，名、小指反掀起”和“以四指齐排管上”的执笔法。如此等等，新笔法之多，令人惊叹！
在探索出的新笔法中，要算邓石如所创的“管随指转”（即执笔要运指，行笔要绞毫）的笔法最为成功，这种新笔法，促使了他的篆隶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把这种笔法公布于世时，在那大家都在暗中摸索笔法的年代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效仿者如云，获得成功者不少。其中刘墉秘密作书的笔法——“左右盘辟，管随指转”即是受了邓石如笔法的影响；何绍基所创“回腕法”中的“运肘敛指”、“提笔绞笔”，也是融进了邓石如笔法；张裕钊自述其用笔：“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注墨辣，发锋远，收锋密，藏锋深，出锋烈”，可谓是邓石如笔法的嫡派；沈曾植运笔如飞，侧管转指，也是“颇师安吴（包世臣）”；直到现代的书法家柳怡徵、马叙伦、王遽常、林散之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邓石如笔法的影响。
清人在探索新笔法时，主要重视表现出的艺术效果，而不择手段如何。在他们探索出的新笔法中，除了一些与生活习性相适应的手法而外，还有不少与习惯或生理机能相违的手法，（如邓石如、何绍基、郑簠等人所创的笔法），有人曾对此大加斥责，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笔法，如果从实用的观点来看，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如果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这种批评就不对了。因为艺术欣赏只承认效果，而不管其手段如何的。相反，正说明清人对书法艺术认识的自觉性超过前人，才能开拓笔法的新天地。
（二）改造书写工具
清人对毛笔进行改造是碑学实践上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在改造毛笔的尝试过程中，不如探索新笔法曲折，也没有那么多争议，而且当新的毛笔尝试成功，很快就普及全国了。
清初，王澍、洪亮吉、孙星衍、钱坫四家写秦篆，因秦时的毛笔绝对不是清初时毛笔的模样，为此，他们就把毛笔的毫尖烧去，用颓笔写小篆。这样，写出的篆书圆润挺秀，饶有古意。
继后，金农也对毛笔进行了改造，他那苍古奇逸、魄力沈雄的“漆书”，就是把毛笔“截取毫端”而作的。另外，还有的人追求藏锋，用框限写字，或者用“竹萌”（嫩竹枝）砸松了当笔书写等。以上这些方法，只适于书写少数特殊风格的书法，所以不能普及。但是，当开始提倡用羊毫笔写字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正如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一书中介绍：“明朝以至清朝，一直都是盛行硬毫。当时书家几乎没有用羊毫的。羊毫沦落到只能作装背书画的浆糊排刷了。自嘉、道以来，由于梁同书、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诸人的提倡，羊毫大行，硬毫有渐衰的趋向。羊毫笔能大行，固然是价廉易购，外加制作逐渐精妙，但这些都不是能盛行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羊毫比硬毫含墨多、柔软、毛长，特别适合表现篆、隶、北碑那种古拙朴茂、厚重渊雅、富有金石趣味的线条，即使用它去写行草书，也可以表现出比硬毫更含蓄沉厚、纡徐安雅的风姿，这正是倡导碑学，进行书法变革求之不得的事。当邓石如运用羊毫笔写出面目一新的四体书时，就震动了当时的书坛；当何绍基用回腕法驾驭着羊毫登上了另一个书法艺术高峰时，又被誉为“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这样成功者在前，继承者在后，碑学盛行，羊毫也就盛行。清代书家们探索改造毛笔的成功，在创建碑学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三）融画入书
以绘画的技法融入书法，是清代书法家们探索的一个方面。在以前曾有这种尝试，但较大规模的施行，还是在清代。郑板桥跋画说：“书法有行款，竹更要有行款；书法有浓淡，竹更要有浓淡；书法有疏密，竹更要有疏密。此幅赠常君酉北。酉北善画不画，而画之关纽，透入于书。燮又以书之关纽，透入于画。”郑板桥说常酉北是“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其实他何尝不是如此。蒋士铨就有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澜奇古形翩翩。”他写的“六分半书”，就是把绘画上那种大小斜正、疏密穿插的经营位置运用上了，而且还富有兰竹的风韵。吴昌硕的书法也参以画法，《霎岳楼笔谈》说：“缶庐写石鼓，以画梅之法为之。”事实
上，他的篆书纵横挥洒，老拙遒劲，和他画梅的老干新枝何等的一致，不仅篆书如此，行草书也是如此。清代的碑学书家们大都善画，更不用说石涛、金农、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还是一代的大画家。因此，他们的书法作品无不与绘画相通。除了在布局、用笔上参用画法外，他们还把绘画中的用墨、用水之法也用进去了，其焦墨、浓墨、宿墨、涨墨、破墨、渴墨、淡墨在书法作品中时时可见，在“将浓遂枯、带燥方润”的墨色变化上超越了前代，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一大特色。

第14题：

清代自称“斯、冰之后，直至小生”的篆书家是谁？其书法渊源如何？

正确答案: 钱坫（公元一七四四——一八○六年），字献之，号十兰，又号篆秋，嘉定县人。他的族叔钱大昕是清代著名学者，另一位族叔钱大昭和哥哥钱塘也都是学者。钱坫承接家学，精通文字训诂、经史、舆地、音韵、金石等学问。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中乡试付榜，以副贡生身价游关中，充当陕西巡抚毕沅的幕僚，与名流孙星衍、洪亮吉、方子云等一起研讨训诂、舆地等方面的学问。官至乾州州判，兼署武功县，后因病归家，六十三岁时去世。
钱坫在家时没有学过篆书，后来去北京探望钱大昕时，大昕命他学写唐代李阳冰的《城隍庙碑》。于是他刻苦临习，书艺大进。后托辞说是梦见唐中老人教其书写《乾卦象》，醒来遂书之，并以其展示于人，当时的篆书大家翁方纲听说此事，就看钱坫的书迹，看罢，十分赞赏，认为是出于神授，打这以后钱坫就名扬天下了。因他当时年少气盛，于是就套用李阳冰的话，刻一石章，上写了“斯（李斯），冰（李阳冰）之后，直至小生”的话。后来在游焦山时，看见壁间的篆书《心经》，大为佩服，认为可以与李阳冰比美，但随后当他知道是同时代的邓石如所写的时，却又挑剔其中不合六书的地方对邓进行诋毁攻击，事实上邓的篆书确是比钱坫更胜一筹的。
钱坫晚年右体偏瘫，改用左手书写，因单纯的小篆宛转难以称意，就将钟鼎文、石鼓文、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诸体，参杂于篆书之中，书体忽圆忽方，似篆似隶，笔力苍厚，别有一番风味。

第15题：

徐浩是与颜真卿同时的重要书家，其著名隶书作品有《（）》、《（）》，楷书作品有《（）》。

正确答案:《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张庭珪志》，《不空和尚碑》

第16题：

元代后期的隐士书家群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代表书家？并阐述他们的风格特征。

正确答案: 元代为异族统治时期，汉人地位低下，大批文人有辱于夷狄之变，感到极不得志，对国家失去信心，于是他们归隐山林，以求解脱，在艺术上，他们崇尚老庄思想，不受尘俗影响。元代初、中期，书坛受赵孟頫书风的影响，隐士一派书风被淹没，元初以来，作为南宋旧都的杭州，一直延续了江南文化重镇的地位，太湖地区的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杭州文化圈与苏松地区的交流日益密切。元代后期，很多文人因避战乱，纷纷入吴，这些人的书风不受赵氏的影响，表现出一种超出物外、矫矫不群的精神气质，书法风格或怪异奇伟，或简淡静逸，成为元代书法不可忽视的一脉。
代表书家有吴镇、杨维桢、陆居仁、倪瓒四家最为典型。
吴镇草书受晚唐书家高闲的影响，所作草书颇有怀素之风，清俊流走，高逸拔俗。
杨维桢书法奇诡不凡，行草书中见章草笔意，刚健爽劲，同时以游离于汉晋书风之外。点画狼籍有乱世风，号称乱头粗服。其书法是对元代书坛崇尚晋唐书风的一次抗争与反判。
陆居仁，书法表现出一种散淡情怀，多得二王笔及怀素笔意，有冲和之风，中锋行笔时同渴笔，燥润相生，可见其心态的轻松与用笔的率意。
倪瓒的书法多见于题跋，以小楷见长，字形偏扁，以隶法入楷，深得魏晋人笔意。是元代隐士书法中高逸一派的典型代表。

第17题：

元朝有哪些著名书家？

正确答案:赵孟頫、康里崾崾、杨维桢、倪瓒等。

第18题：

问答题

清代碑学有哪些主要的理论著作？它们的特点和基本内容是什么？

正确答案：清代碑学的主要理论著作有阮元著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著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著的《广艺舟双楫》。它们和过去的书学理论不同，过去是先有了实践，然后才进行研究和总结，而清代碑学理论却改变了书学史上这种被动状况，第一次使理论走到了艺术实践的前头，成为实践的指导。当帖学的颓风弥漫整个书坛时，阮元首倡碑学，发表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二文，文中断然摒弃了千年陈说，主张为救帖学之弊，就非学习北朝碑版不可，为书法艺术展示了一个新领域。包世臣著《艺舟双楫》，为碑学进行大力鼓吹而天下景从，一时书风大变，使学碑成为社会俗尚。最后，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对碑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这样，碑学就成为一个有高度艺术成就和有系统理论的书法流派。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对书法演变的源流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他把南北朝不同风格的书法区分为“碑”和“帖”两派。又在《北碑南帖论》中指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为纠正帖学晚期出现的软弱、僵化的流弊，他在二文中极力倡导写汉碑、北碑，为碑学进行了有力的鼓吹。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认真品评了当代各家探求笔法的优劣，推出邓石如作为探索碑学成功的代表，公开了邓石如的新笔法。他追溯了古人书法的真谛，认为应“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和“不失篆分遗意为上”。并以此为标准，尊魏卑唐，颂碑贬帖，使碑学在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一书，共六卷二十七章，一、二卷主要谈书体的源流发展，三、四卷主要是评论碑品，五、六卷主要是谈用笔技巧、学书经验和各种书体的要求。他在书中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以主“变”为宗旨，认为碑学中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他把六朝碑版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十大美，来作为新崛起的碑学的十项美学标准。全书广征博引，运用了当时金石考证学上的最新资料和掌握的书坛全部状况，虽在卑视唐书方面持论未免偏颇，但此书仍不失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史书性的著作。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他们的碑学理论是层层相因，逐步发展，直待《广艺舟双楫》出后，碑学理论才最后牢固地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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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题：

问答题

结合碑派代表书家及其作品，谈谈清代碑学书法的共同审美特征。

正确答案：清代碑派书法的共同的审美特征就是以篆隶书为创作方向，以北碑和无名书字为中心，开辟了一条帖学所不能及的新径。
清代晚期邓石如的篆书作品，在继承二李的同时，以汉碑额上的篆书用笔加以改造，并以长锋羊毫写出富于弹性变化的笔画，运笔流畅刚毅，改变以往只重结构的单调的篆书审美定式，开一代风气。
伊秉绶的篆隶书创作，师法汉碑中雄浑平直一类，用墨浓重如漆，结字宽博拙朴，省去明显的波挑，而以直画代之，并富于篆书笔意，同时强化方折，将汉碑的浑厚拓展到极至。
康有为的书法以行书名世，用笔迟送涩进，沉厚圆浑，结字内紧外松，开合有致，气象浑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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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题：

问答题

清代碑学在艺术实践中进行了哪些探索？

正确答案：（一）笔法创新
碑学主要是对大篆、小篆、汉隶、魏碑等这些唐以前的石刻文字的书写研究。很显然，用晋、唐、宋流传下来的笔法去表现这些古老文字的精神面貌是不行的了。这此石刻文字早已不是毛笔写成时的原貌了，而是被刀刻、风化、磨损后而留下的具有金石趣味的线条。要表现这些线条，就得改变过去的笔法，清代不少书法家意识到这一点，就纷纷开展了对笔法艰苦的探索。各种各样的执笔法和运笔法都出现了：金农以倾斜执笔，用侧笔平锋去写隶书；王鸿绪为矫元明以来枕腕作书的积习，就用绳系肘，悬肘写字；钱伯垌执笔是“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毫入纸”，行笔时指腕不动，以肘去来；朱昂之行笔的秘诀是“作书须笔笔断而后起”；邓石如自创“悬腕双钩，管随指转”的新笔法；何绍基从射箭得到启示，创出回腕高悬、运肘敛指的“回腕执笔法”；朱次琦、康有为等人的执笔秘诀是“虚拳实指，平腕竖锋”；杨守敬主张运笔以侧锋为主；还有不少人为探求“掌虚”之极，就创出“以三指执笔，名、小指反掀起”和“以四指齐排管上”的执笔法。如此等等，新笔法之多，令人惊叹！
在探索出的新笔法中，要算邓石如所创的“管随指转”（即执笔要运指，行笔要绞毫）的笔法最为成功，这种新笔法，促使了他的篆隶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把这种笔法公布于世时，在那大家都在暗中摸索笔法的年代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效仿者如云，获得成功者不少。其中刘墉秘密作书的笔法——“左右盘辟，管随指转”即是受了邓石如笔法的影响；何绍基所创“回腕法”中的“运肘敛指”、“提笔绞笔”，也是融进了邓石如笔法；张裕钊自述其用笔：“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注墨辣，发锋远，收锋密，藏锋深，出锋烈”，可谓是邓石如笔法的嫡派；沈曾植运笔如飞，侧管转指，也是“颇师安吴（包世臣）”；直到现代的书法家柳怡徵、马叙伦、王遽常、林散之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邓石如笔法的影响。
清人在探索新笔法时，主要重视表现出的艺术效果，而不择手段如何。在他们探索出的新笔法中，除了一些与生活习性相适应的手法而外，还有不少与习惯或生理机能相违的手法，（如邓石如、何绍基、郑簠等人所创的笔法），有人曾对此大加斥责，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笔法，如果从实用的观点来看，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如果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这种批评就不对了。因为艺术欣赏只承认效果，而不管其手段如何的。相反，正说明清人对书法艺术认识的自觉性超过前人，才能开拓笔法的新天地。
（二）改造书写工具
清人对毛笔进行改造是碑学实践上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在改造毛笔的尝试过程中，不如探索新笔法曲折，也没有那么多争议，而且当新的毛笔尝试成功，很快就普及全国了。
清初，王澍、洪亮吉、孙星衍、钱坫四家写秦篆，因秦时的毛笔绝对不是清初时毛笔的模样，为此，他们就把毛笔的毫尖烧去，用颓笔写小篆。这样，写出的篆书圆润挺秀，饶有古意。
继后，金农也对毛笔进行了改造，他那苍古奇逸、魄力沈雄的“漆书”，就是把毛笔“截取毫端”而作的。另外，还有的人追求藏锋，用框限写字，或者用“竹萌”（嫩竹枝）砸松了当笔书写等。以上这些方法，只适于书写少数特殊风格的书法，所以不能普及。但是，当开始提倡用羊毫笔写字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正如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一书中介绍：“明朝以至清朝，一直都是盛行硬毫。当时书家几乎没有用羊毫的。羊毫沦落到只能作装背书画的浆糊排刷了。自嘉、道以来，由于梁同书、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诸人的提倡，羊毫大行，硬毫有渐衰的趋向。羊毫笔能大行，固然是价廉易购，外加制作逐渐精妙，但这些都不是能盛行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羊毫比硬毫含墨多、柔软、毛长，特别适合表现篆、隶、北碑那种古拙朴茂、厚重渊雅、富有金石趣味的线条，即使用它去写行草书，也可以表现出比硬毫更含蓄沉厚、纡徐安雅的风姿，这正是倡导碑学，进行书法变革求之不得的事。当邓石如运用羊毫笔写出面目一新的四体书时，就震动了当时的书坛；当何绍基用回腕法驾驭着羊毫登上了另一个书法艺术高峰时，又被誉为“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这样成功者在前，继承者在后，碑学盛行，羊毫也就盛行。清代书家们探索改造毛笔的成功，在创建碑学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三）融画入书
以绘画的技法融入书法，是清代书法家们探索的一个方面。在以前曾有这种尝试，但较大规模的施行，还是在清代。郑板桥跋画说：“书法有行款，竹更要有行款；书法有浓淡，竹更要有浓淡；书法有疏密，竹更要有疏密。此幅赠常君酉北。酉北善画不画，而画之关纽，透入于书。燮又以书之关纽，透入于画。”郑板桥说常酉北是“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其实他何尝不是如此。蒋士铨就有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澜奇古形翩翩。”他写的“六分半书”，就是把绘画上那种大小斜正、疏密穿插的经营位置运用上了，而且还富有兰竹的风韵。吴昌硕的书法也参以画法，《霎岳楼笔谈》说：“缶庐写石鼓，以画梅之法为之。”事实
上，他的篆书纵横挥洒，老拙遒劲，和他画梅的老干新枝何等的一致，不仅篆书如此，行草书也是如此。清代的碑学书家们大都善画，更不用说石涛、金农、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还是一代的大画家。因此，他们的书法作品无不与绘画相通。除了在布局、用笔上参用画法外，他们还把绘画中的用墨、用水之法也用进去了，其焦墨、浓墨、宿墨、涨墨、破墨、渴墨、淡墨在书法作品中时时可见，在“将浓遂枯、带燥方润”的墨色变化上超越了前代，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