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办就意味着严惩，必要时可以不依法定罪量刑。 （ ）

惩办并不是一律要严惩，而是依法定罪量刑，即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情节、危害以及认罪悔改的态度，分清主次，区别对待。宽大也不是宽大无边，而是按《刑法》规定，对那些社会危害不大，能够认罪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宽大处理。

《唐律》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包括：
(1)区分公罪与私罪。《唐律》规定官吏因公事而犯罪的为“公罪”；对非因公事而犯罪的为“私罪”。“公罪”处刑从轻，“私罪”处刑从重。
(2)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唐律》把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罪”。对共犯罪区分首犯与从犯，“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造意是指“倡首先言”的行为，造意者为首犯，随从者是从犯，其罪减首犯一等。但是，在家庭共同犯罪中，以家长为首犯；在职官共同犯罪中，以长官为首犯。
(3)合并论罪从重。《唐律》规定凡一人构成两个以上犯罪，实行“以重者论”的原则。也就是采用重罪吸收轻罪，刑不累加的原则。即两罪轻重不等，只科重罪，不计轻罪；二罪相等，从一罪处刑。如一罪先发而且判决，后又发现他罪，若二罪相等，维持原判，若后罪重于前罪，则通计前罪以充后数。
(4)自首减免刑罚。《唐律》规定自首者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要求赃物要如数偿还。对于自首不尽或不实者，则按“不实”或“不尽”之罪处刑。同时规定谋反等重罪，以及诸如伤害、强奸、损坏官文书、官印等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都不能适用“自首原罪”原则。
(5)类推原则。《唐律》规定，对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罚的犯罪，则列举轻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重处断。
(6)老幼废疾减刑。《唐律》主张对老幼废疾者，分别三种情形实行减免刑罚：1)70岁以上15岁以下以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收赎。2)80岁以上10岁以下以及笃疾者，犯反逆、杀人罪应处死刑的上请；盗窃及伤人者，收赎；其余犯罪皆不论。3)90岁以上7岁以下，虽犯死罪，不加刑。
(7)累犯加重。对于盗窃、强盗犯罪按累科、累论加重处罚。《唐律》规定，前后三次犯应处徒刑的罪，不是以其中一个重罪处刑，而是处以上一种刑罚的流刑二千里。其他犯罪均以此类推。
(8)贵族官员犯罪减免刑罚。《唐律》中规定了贵族官员的封建等级特权原则，集中表现为议、请、减、赎、当等方面。
(9)同居相隐不为罪。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外孙、孙媳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皆可相互容隐其犯罪，部曲、奴婢可为其主人隐罪(但主人不为他们隐)。小功以下亲属相隐，其罪刑减凡人三等处理。但谋反、谋大逆、谋叛者，不用此律。
(10)良贱相犯依身份论处。以良犯贱依法可减轻，或不予处刑；以贱犯良则较常人加重处删。此外，卑幼对尊长，奴婢对主人，即使预备犯罪也按真罪处理。
(11)化外人有犯。《唐律》规定，同一国家侨民在中国犯罪，按其本国法律处断，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家侨民相犯或唐朝人与外国人相犯，则按照唐律处刑，实行属地主义原则。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出发点是：惩办少数，改造多数，讲究策略，区别对待。惩办并不是—律要严惩，而是依法定罪量刑，即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情节、危害以及认罪悔改的态度，分清主次，区别对待。宽大也不是宽大无边，而是按《刑法》规定，对那些社会危害不大，能够认罪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宽大处理。

《法经》中的《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作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演变为名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