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理论和知识对下列材料进行分析，并回答问题：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唐律疏议?名例》问题：(1)这段文字反映了唐律的什么原则?其历史渊源是什么?(2)适用这一法律原则时有何例外?为什么?(3)唐律这一规定的立法宗旨是什么?

比附是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官员可比照最相类似的律文定 罪量刑。其适用条件是：律令无明文规定，而行为又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应以犯罪论处。

(3)为了减少律文的繁琐，唐律本着目的解释的原则，对律条进行合理解释从而便于运用。该原则在不损法律本意，不至于引起歧义理解的前提下，体现了立法者简化律文的精神

(1)体现了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或同居相为隐、亲属相隐、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

(2)其含义为：对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犯罪，则列举轻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重处断。

(2)司法官断罪有出入者，属故意的，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采取反坐的原则；属过失的，以过失出入人罪论，即减故意者三等至五等处罚。

这两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建文帝即位，对刑官说：《大明律》是皇祖朱元璋亲自过问制定的，他命令我详细过目，并告诫说，刑罚和前代相比，总是后代比前代重，不过刑乱国用重典，并非始终通行的做法。
明太祖用重典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统治趋于稳固，则应改用“中制”治理国家，因此，重典治国、礼仪规范，相辅相成，都不能偏废。

这段文字表明，清末修律是在维护伦理纲常的基础上对法律的修订。清末变法修律的宗旨和目的就是引进世界先进法律人中国，使中国法律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法律的国际一体化。但清末修律不是“全盘西化”，不是对西方法律的照搬，而是在效法西方的同时保留中国的法律传统，修律不能违背中国的礼教和国情。清末修律是在不改变中国传统经义的前提下，对法律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加以改进，吸取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些先进经验，试图以此来应对它所面临的大变局。这种修律的宗旨和目的，实际上是以维护传统法律为主，变革为辅，从而造成了中西法律的奇怪混合。

清末修律的重点是对刑律的修订，为此，清政府主要做了两项工作：第一，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后一部法典大量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则、制度和术语，体现了“采彼所长”。第二，为了维护礼教纲常，清政府不仅在《大清新刑律》正文后附上保守、落后的《暂行章程》附则，而且还在正文保留与“干名犯义”等条文相关的封建残余内容。这两项工作表明了清末政府的保守与落后。

(1)该段文字反映的是唐律规定的“官当”制度和区分公罪和私罪的刑法原则。所谓“官当”，是指官僚贵族犯罪后，允许其用官品或者其爵位折抵刑罚的制度。“官当”制度始创于南北朝北魏时期，沿用于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摈弃了该制度。区分公罪和私罪的原则最早确立于《开皇律》，唐朝沿用。
(2)该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官吏犯私罪，五品以上的，一官可以折抵徒刑二年；九品以上的，一官可以折抵徒刑一年。如果犯公罪，一官可以多折抵一年。如果是以官品抵当流罪，原则上是三等流刑同比徒刑四年。以官品折抵徒刑如果仍有余刑不尽的，可以用铜作赎刑。因“官当”而失掉官职的人，一年后可以比原官职降一等任用。
(3)“官当”制度是典型的官僚贵族特权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以法律形式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志和要求，充分暴露了唐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伺时，按照唐律，官当仅适用于折抵徒罪和流罪，而不适用于死罪本身，这一适用的例外表明，官当的实施以不影响封建统治秩序为限。
(4)唐律关于“官当”制度的规定，区分了公罪和私霏。对于公罪，折抵刑罚年限较私罪长，说明了唐朝对官当的适用区分具体情形，其立法宗旨有二：第一，调动官吏的积极性。第二，对公罪、私罪的划分，限制了贵族官僚的肆意妄为，并有助于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将贵族、官僚生杀予夺的权利及于己手。

(1)这段文字规定的是唐律适用的类推原则，即对于唐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何比照有关类似条款定罪量刑的问题。
(2)对唐律中无明文规定但又需予以惩处的犯罪行为，凡应减轻处刑的，应列举重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则应列举轻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重处断。具体而言：一是应“出罪”的，采用“举重明轻”的办法，即应免除刑事责任的，则举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却没有被判罪的行为作为例证。二是应“入罪”的，采用“举轻明重”的办法，即应定罪的，则举出一个明显轻微而被定罪的行为作为例证。
(3)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司法官适用类推断狱的严格要求，反映了唐朝立法对于类推的基本价值取向：既予以认可，以发挥其对现行律典的灵活补充作用；又予以规范和限制，以防其破坏国家法制。

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刑法的本源在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内容不同，因此刑法的规定也不相同。中国一向重视纲常礼教，因此对于干名犯义等条款，立法时务必予以关切。修律应当扬长避短。凡是关系到有关伦理纲常的条款，不能草率变革。

(1)这段文字反映的是唐朝的审讯制度。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审判官在审讯时须先按照规定的“五听”观察被告的心理活动，判断其口供的真伪；对按照“五听”不能决断的案件，可以实行拷讯。违反上述规定的，处杖刑六十。
(2)唐朝法律规定，认定证据，特别是为了取得口供，允许实施拷讯，并规定了考讯的程序和要求。拷讯制度的确体现了封建法律的残酷性和野蛮性，但将其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3)这条规定明确了司法官责任制度，旨在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合法。

(1)材料反映的是唐朝的类推原则，其中所说的“出罪”是指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其“入罪”是指确定有罪或加重刑罚。

(1)这段文字反映的制度为“准五服以制罪”制度。

(1)①体现了唐律的老幼废疾犯罪减免刑罚的原则。该原则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废疾者，二是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笃疾者，三是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者。②允许“收赎”的情况有：一是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者；二是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盗及伤人罪者；三是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上述老、疾收赎的规定处理；四是罪犯将在服徒刑期限内老、疾者，依上述老、疾收赎的规定处理；五是犯罪时年幼，事发时长大者，依上述幼小收赎的规定处理。 (2)“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既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如同一天之中有早晚，一年之中有四季，不可或缺；又强调德礼和刑罚在实施政教中的关系是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作为唐朝立法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礼刑并用的特征。材料一中唐律规定的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原则是这一指导思想在立法上的具体体现。

这两段文字反映的是明朝刑乱国用重典和礼刑并用的立法思想。明初统治者对于元朝末年吏治腐败、社会秩序混乱有深刻认识。在建立明朝过程中，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集团，强调在重视传统封建纲纪基础上，强调刑乱国用重典和重典治吏，以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1)这段文字反映了明朝“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刑法适用原则。
(2)明律相对唐律而言，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而对于直接危害封建统治、封建君主的盗贼、贪污等犯罪，处刑都普遍加重。这是明律相对唐律而言的“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刑法原则。
(3)明朝在刑法原则上确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主要是因为宋明理学使儒家的纲常礼教已经对人们行为的法外约束力愈来愈大，这种背景下，对有关伦常礼教犯罪的处罚减轻，能集中刑法的打击目标，缓和社会的反抗情绪。
(4)随着君权的加强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贼盗大案直接冲击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也是“重典治国”的体现。

(1)这段文字反映了西周时期“礼”的性质和作用。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伦理道德和仁义，没有礼的规范就不能形成；教化礼训和正定风俗，没有礼的规范就不能完备；分歧争议以及诉讼活动，没有礼的作用就不能决定；君王臣下，父子兄弟，没有礼的规范就无法界定；从学拜师，没有礼的规范就难以亲定；朝制列班、军事治理、官吏管理、执法，没有礼则无法运行；进行祭祀活动，没有礼的规范就不会诚实庄重。
(3)这段文字表明，在西周时期，礼作为一种积极规范，已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当时上至国家根本方针、组织制度，下到社会成员的生活，都受到礼的制约。周礼已经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
(4)这段文字也表明，西周时期的礼已经具备了法的性质和作用。

(1)该段文字反映了唐朝“合并论罪”的刑法适用原则，即唐朝对于犯数罪的，实行“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原则。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一个人所犯的两种以上的罪都被告发，按照其中最重的一种罪处刑；如果所犯各罪轻重相等，则按照其中的一罪处刑；如果判决先发之罪后，又得知判决前还有其他罪的，如果后发的罪等于已经判决的罪，则维持原判；如果后发的罪重于已经判决的罪后，则按照后发的罪论处，已经判决的罪折入后发的罪中。
(3)唐朝法律关于合并论罪的规定，在处理上类似于现代刑法中“数罪并罚”的处理原则。这种处理原则，不仅区分了犯罪的不同情形，而且明确了重罪的处理办法，这对于犯二罪以上数罪如何量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同时，“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刑法适用原则，对于保证犯数罪的法律适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4)这刑法适用原则一般适用于犯罪已经被告发或者已经判决的更犯，对于这类犯罪的处断原则作出规定，说明唐朝统治者对于更犯的严重关切，这有利于统治秩序的有序、稳定。唐朝对于“合并论罪”无比详尽的规定，表明了唐朝高超的立法技术。

(1)这段文字反映了准五服以制罪制度。所谓准五服以制罪，是指对于九族之内亲属相互侵害的犯罪行为，要根据五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而定罪量刑的制度。
(2)准五服以制罪的刑法原则的确立，是按照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标准，体现“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父权、夫权思想，旨在维护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的社会等级秩序。因此，它实际是将儒家礼的原则引入刑事立法原则之中，作为定罪量刑的首要依据。这显然是引礼人律、融礼于法的产物，是罪刑确立标准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
(3)准五服以制罪原则自《晋律》确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唐朝将服制定罪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列入《唐律疏议》；后世出现的“十恶”重罪中，对于不孝、恶逆等严重侵犯亲属的犯罪，都加重处罚；元朝制定的《元典章》甚至首创五服图，而明、清刑律在正文之前附有《五服图》，以便司法机关量刑时参考。可见，该制度对后世封建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这段文字反映了唐律同居相为隐不为罪的法律原则。这一原则是以儒家“父子相隐”思想为渊源的，并由西汉时期“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发展而来的。
(2)对犯谋反、谋大逆以及谋叛者，禁用此律。可见在“忠”、“孝”不能两全时，维护皇权和封建统治便被置于首要地位。
(3)唐律这一规定，是儒家学说入律和唐律以礼为准绳的突出表现，旨在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家庭制度。

(1)该段文字反映的是唐朝关于更犯或累犯加重原则。唐律所称累犯，即是更犯，是指在犯罪已被告发、审判和刑罚执行期间重新犯罪的情形。
(2)该段文字的含义是：犯罪已被立案起诉或判决执行，又犯笞刑以上新罪，将前后所犯罪行累计，数罪并罚；凡是盗罪经决断后，仍然继续行盗，如果前后三次所犯之罪均应处徒刑的，就不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处罚，而是处以上一种刑罚的流刑二千里。如果前后三次所犯三罪均应处流刑的，则处绞刑。
(3)唐朝法律所指的累犯，是指盗犯，且是指三次以上犯徒罪或流罪而言。因其多次犯罪，屡教不改，危害很大，故唐律采用累犯加重处罚。唐朝法律对于累犯之所以作出详细的规定，反映了唐朝统治阶级对于盗罪的高度重视。盗罪，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危害都是很大的，因为盗罪会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这也是历代王朝对盗罪严加防范的主要原因。
(4)但是，在唐朝以前，还没有像唐律这样对盗罪作出详尽的规定，并且把该罪的处罚上升为一项刑罚的适用原则，的确说明了唐律高超的立法技术。

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指导思想。在该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大明律》，比前代法典规定的刑罚要重得多，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威慑力。
不过，朱元璋很清楚，前代制定的法典如果过重，后代势必更重。因此，他告诫建文帝，刑乱国用重典并非通行的做法，但在专制主义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刑罚势必加重，从而导致明朝中后期乱用重典，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反抗。
明太祖在强调刑乱国用重典的同时，并没有否定“中制”治理天下和礼仪规范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强调礼刑不可偏废，相辅相成，当然，刑与礼可以“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要因时而异。但无论如何，礼律并用的目的是共同为明朝的封建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