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关于唐朝刑法适用原则的表述，正确的是（ ）。A．十恶大罪。罪犯本人一律适用死刑B．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C．出罪者举轻以明重D．自首减免刑罚，但自首不尽、不实者，不适用自首

解析：唐律采用。“自首原罪”的做法，但同时规定，对于谋反等重罪，伤害、强奸、损坏官文书、官印等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以及私习天文等，都不适用自首。

解析：唐朝的刑法适用原则包括区分公罪与私罪、共同犯罪与合并论罪、自首原则、类推原则、刑事责任年龄和老幼废疾者减刑原则、更犯和累犯加重原则、数罪并罚和合并论罪原则、特权原则、化外人的处罚原则、“同居相为隐”的原则等。

【精解】A项错在：十恶大罪，罪犯本人一律适用重刑，但未必适用死刑。C项错在：入罪者举轻以明重，出罪者举重以明轻，C项表述正好反了。D项错在：自首减免刑罚，但自首不尽、不实者，也适用自首，只不过以不实、不尽之罪处罚。

【精解】公罪即官吏因公事而犯的罪，私罪即官吏因私事或者假公济私而犯的罪。公罪从轻惩处，私罪从重惩处。故A项错误。唐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者，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人罪者，则举轻以明重”，这就是有关类推制度的规定，该规定称为“轻重相举”或者“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是指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而对于直接危害封建统治、封建君主的犯罪，处刑都普遍加重。这是明朝的刑罚适用原则。注意：不要把“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混淆记忆成“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故B项错误。唐朝对犯盗罪或重于盗罪的犯罪，且犯三次以上的盗罪或重于盗罪的犯罪采取累犯加重原则，故C项错误。唐朝对于共同犯罪，以造意犯为首犯，D项正确。

唐律中把二人以上的共同犯罪，称为“共犯罪”。其中心环节是对共犯罪区分首犯和从犯：“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造意是指“倡首先言”的行为，造意者为首犯，随从者是从犯，其罪减首犯一等。但是在家庭成员的共同犯罪中，不论谁是“造意者”，均以家长为首犯；在职官参与的共同犯罪中，不论谁是“造意者”，以长官为首犯。可见唐代的共犯原则体现了家族主义对刑法的影响，浸透了礼教和宗法观念。

【详解】A句是对共犯的规定。唐律规定，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其中“造意为首，余并为从”，指提议的主谋者是首犯，其他参加者为从犯。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区分首从的标准有所不同，如若家长与家人共犯，或监临主守参与共同犯罪，则无论家长或监临主守是否为“造意”者，均以首犯论处，表明了立法者加重家长和监临主守责任的意图。对于共犯的处刑原则是，造意者依律处断，随从者减一等处罚。这一规定有利于区别犯罪者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从而重点打击首犯。但对于某些严重的犯罪，如谋反、谋大逆等则不分首从，一律严惩。B句是对“大不敬”罪的解释和说明，目的是引用儒家经典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引礼入法。C句是有关类推原则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当处理某一案件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唐律规定可以适用类推原则，即“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其中所说的“出罪”是指减轻或免除刑罚，其“入罪”是指确定有罪或加重刑罚。适用类推的具体办法是：对那些应当减轻或免除刑罚的犯罪，可举出重罪条款以比较轻罪，使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得以减轻，这就是所谓“举重以明轻”；对那些应当加重处罚的犯罪，则可以举出轻罪条款以比较重罪，使犯罪人受到较重的刑罚处罚，这就是所谓“举轻以明重”。这一规定使得封建法网更加严密，适用法律更加灵活，不论对某一行为法律是否明文规定为犯罪，只要被认为是“不应得为而为之”，均可通过类推予以制裁。但是这与现代刑法所遵从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有较大的差距。
以上几句话反映的唐律的基本特点是：
（1）“礼法合一”。唐代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的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的封建统治。（2）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代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特别是在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曾将773万余字的汉律令缩减为126 300字，至此，立法发生了重要变革。北齐律在此基础上定为12篇949条，内容进一步得以精简。唐朝在前律的基础上，再次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
（3）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代都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流刑除加役流外，只服劳役一年；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刑罚的加减原则，也是以从轻为特点。如凡加刑，依次递加一等；凡减刑，依次递减一等。但加刑时，一般不加死刑，个别加至死刑的，则处绞而不处斩。减刑时，“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即斩减一等，不是处绞刑而是流刑三千里；流三千里减一等不是处流刑二千五百里，而处徒三年。由此可见唐律用刑持平的特点。
（4）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唐律用语精练明确，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准。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立都是集中表现。为了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了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唐律还进一步明确公罪、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为：“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共举重物力所不至，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总之，唐律以其结构严谨、立法技术完善而被举世称道。
由此可见，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产物，它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精解】A项属于唐朝刑法适用原则。B项没有此说法，不过秦朝有“重其轻罪”，但没有“轻其重罪”。D项错在：汉唐以来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刑法适用原则，但明代改为“从重从新”，表明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

(1)这段文字反映了唐朝的自首原则。自首制度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唐朝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并使之进一步完备。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犯罪未被告发而自首的，免其罪。因轻罪被告发而自首其重罪的，免其重罪；因此罪被审而另言别罪的，免其别罪……自首不真实或者不彻底的，按照其所隐瞒的罪行和情节处刑；但是应当处死刑的，减刑一等。知道他人将要告发，或者同伙亡叛将要案发而自首的，减刑二等；亡叛的虽未自首，但是能够返回当初亡叛之处的，减罪二等。但是对于杀伤他人、不能返还原物、案发后逃亡、无公文过关以及强奸和私自研习天文的，不在自首范围。
(3)唐律关于自首及其处断原则的法律规定，意在巩固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4)唐律关于自首原则无比详尽的规定，不仅表明唐朝刑法适用原则的重大发展和法律的完善，也说明了唐朝用刑持平和立法技术的高超。

唐朝的类推原则即为“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又称为“轻重相举”。

【精解】唐律规定，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即对于共同犯罪，采取区分首从的处断原则，故A项错误。按照唐律规定，斩等减刑一等，应当减为流刑三千里，而不是绞刑，故B项错误。唐律规定，自首者原其罪，即对于自首的，不追究刑事责任。故C项正确。唐律规定，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故D项错误。

【精解】明朝的刑法适用原则有二：“轻其所轻，重其所重”“从重从新”(法律溯及既往)，故选A项和B项。“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是唐朝的刑法适用原则，而“轻罪重刑”属于战国时期的刑法适用原则。

唐律规定谋反等重罪以及诸如伤害、强奸、损坏官文书、官印、私渡法律、私习天文等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都不能适用“自首原罪”的原则。谋杀为预谋阶段。对于后果不可挽回的犯罪行为，是不能适用自首原则的。

在唐朝，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可以享受自首的待遇：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侵害人身、毁坏贵重物品，偷渡关卡、私习天文等犯罪，即便投案也不能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经不能挽回。

唐朝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有：区分公罪与私罪；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合并论罪从重；自首减免刑罚；类推原则；老幼废疾减刑；累犯加重；贵族官员犯罪减免刑罚；同居相隐不为罪；良贱相犯依身份论处；化外人有犯；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