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史观

历史学无论是由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主导，还是由科学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的历史观主导，都不可能成为科学。科学乃是揭示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并能够在实践中检验那些规律的是非真伪的知识体系。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就必须找到推动和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原因或最终动力。因为真正的规律就是指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因果必然性。找不到终极原因或最终动力，就揭示不出规律；揭示不出规律，就不可能指引历史学成为科学。
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确受到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常常陷入“不由自主”和“事与愿违”的处境，无可奈何地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科学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就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构”、或“法则”决定着人的命运。
但时，人类又总是不甘心完全受命运的支配，总要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客观条件，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确实有“自主选择”的机遇，有时还真能“心想事成”，甚至“人定胜天”。人本主义—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就把这种情况加以夸大，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最高的价值。双方都不能否认对方看到的事实，但又不能信服对方的结论。于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两种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就只能长期对立下去。
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都没有看到，人类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既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时又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使自己逐渐减少“不由自主”的程度，增加“自主选择”的自由度。由于双方都没有看到物质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实践能力这个推动人类从不自由到自由转化的终极原因或最终动力，只看到自己所在的那个侧面，而且是处于静止状态的侧面，因此双方都无法回答自己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机械唯物论者无法回答他们发现的那些“结构”、“模式”和“法则”是怎样生成和改变的，因此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最终归因于上帝；唯心论者无法回答他们所说的决定历史进程的精英人物、甚至群体大众的动机和意志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的精英人物或群体大众会有截然不同的动机和意志；面对此类问题，唯心论者同样是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最终归因于上帝。
正是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的地方，唯物史观发现了摆脱那个困境的途径——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的原因和动力，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由此不但克服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困境和对立，还提供了一个指南针或导航图，指引历史学从一个只能叙述或评说前人往事、不能揭示规律的“人文学科”升华成为通过具体历史进程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简言之，唯物史观发现的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原因或终极动力，就是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它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就是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整个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也就是从原始社会经过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的规律，或者，如马克思本人所说，从“第一大阶段”到“第二大阶段”再到“第三大阶段”的规律。

用人道主义的人性论，来解释和评价历史的一种哲学观念。认为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历史是人性的实现。是一种超阶级的普遍主义。人道史观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中也有所体现，《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说的就是这种人道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