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管子》财富与劳动观念。

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是一种客观存在。

《管子》在消费论上，既主张崇俭又主张侈靡。《管子》的消费标准与当时各学派相似，其崇俭与鼓励侈靡是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不同要求，两者应用的场合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崇俭是一般情况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手段。俭与奢的问题，实际上牵涉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也是再生产问题。《管子》认为不适当的俭与奢都会影响生产，俭与奢的安排恰当，则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也就恰当，社会再生产就可以正常进行。
《管子》在一般情况下崇俭，《管子》不仅认识到俭在正常时期之重要性，也认识到侈靡在特定时期的特殊作用。执政者等到国家伤货甚至财尽才体会财货之不足，就太晚了。应在通过金贵货贱的倾向在财货未尽前早为之谋。“俭则伤事”也是从黄金角度考虑，俭则黄金的消耗少，则黄金多而使金相对于商品的价格趋贱。金甚贱会从根本上妨碍生产营利活动，故曰伤事。要等商品有余或过多而使生产停顿时，才知道于生产事业不利，也是不明智的。
《管子》将流通中黄金（货币）增减动向作为消费的衡量器，认为掌握了货币流通的动向，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要俭，在什么条件下要侈。
《管子》认为，在社会生产不振时才提倡侈靡，同时认为在有积蓄时也不妨侈靡，提倡长丧重葬与亲友间的往来，以增加生产与就业的机会，所谓“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在生产不振时，“上侈而下靡，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
《管子》侈靡论的中心是说明生产与消费不能脱节。

管仲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各集团聚居在固定地区。春秋时期农村公社的瓦解，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小农阶层，自由小工商业者也大量涌现，而长期兼并战争形成了武士阶层，这是四民划分的客观基础。春秋时代的士身份是很复杂的，但管仲的士主要指武士。其来源主要从农民之“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中选拔出来。管仲将士与农结合起来，士平时留居自己家中，有战事才参加军旅。四大集团聚居，“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然后，“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同一行业的人相处一处，“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可彼此交流经验，提高技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可以沟通业务信息，促进流通。从生产方面看，管子认识到工作必须专，专然后能成。认识到熟能生巧，可以相对减少工作所需劳动时间。

价格方面，《管子》主张掌握货币与谷物以平衡万物之价格，但并不要求万物价格之完全稳定。“衡”就是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摆动的均衡运动，绝对稳定之物价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须在价格一高一下之中以求其平，不能使其常固。价格高下不贰于万物不利即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得不到发挥不利生产的发展。利用价格的一高一下调节民众的经济活动。对国际价格的运用，管子有另一套办法，运用价格政策以保持本国主要财物不使外流的办法。为吸取天下财物，管子主张提高本国所缺乏物品的价格以招致外货的输入。
贸易方面，一方面鼓励贸易，认为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将农工商三者并列；一方面又限制兼并，限制贸易所得，使其不太过分超过农业收入，为此采取提高农产品价格、向富商借货等方式。管子将商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乘民之不给时攫取暴利的游商蓄贾，一是以营正常贸易的诚贾。《管子》对国际贸易特别鼓励，和儒家一样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管子、五辅篇》），或“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关是“外财之门户”，故要能“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管子·问篇》）对外国商人有特殊优待。有关市场问题，管子认为市所以济民乏，应普遍设立。另外，“市者可以知治乱”，“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从市场可了解商品生产的多寡，但市场本身不能生产商品。）市为财利聚积之所，“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问篇》）市场可以刺激生产，“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侈靡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