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管子的富国之学。

异：儒家——富民基础上的富国；法家——富国强兵。
同：都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增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财富总量；实现富国富民的主要手段是发展农业；把个体农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齐国的管子学派也提出了“强本禁末”的主张，并把“不好本事”和“末产不禁”看作是田野不辟、仓廪不实，“国贫而用不足”（《管子·七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也有“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管子·权修》），这类农与商、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相排斥的理论观点，但在政策、措施方面却主张对商业采取一些宽容乃至扶持的做法。它主张征工商税要合理，从轻：“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征于关者，无征于市；征于市者，无征于关；虚车无索，徒久无入，以来远人”（《管子，问》）。在理论上，管子之学对分工和市场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它强调：“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等等。它还认识到市场能为生产者提供信息，从而能对生产起指导作用。它说：“市者可以知治乱，知多寡。”在获得信息的基础上，生产者就可以“生于虑，成于务”，进行正确的决策和安排相应的经营活动。
管子之学虽然也常有把“末”同商联系的情况，但在具体谈论“本”“末”的矛盾时，更多地是以“末”指制造奢侈品的手工业和经营奢侈品的商业。禁末的矛头也主要是指向它们。它所说的本，虽然也主要是指五谷之农或粟帛之农；但又不对五谷之外的农业抱消极、歧视的态度。它认为富国、富民不仅要“务五谷”，也要“桑麻植于野，六畜育于家”以及“瓜瓠、荤菜、百果具备”（《管子·立政》）。他也有“禁山泽”的主张，但并非为了“利出一空”，而是为了在动植物萌生、孵育季节禁止入山泽采伐捕捞，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的思想。

战国时期，在齐国首都临淄东门有一个稷下宫，这是由政府资助，学者们在此开馆讲学，著书立说的地方。在这里，信奉并传承宣扬管仲富国之政的学者形成了著名的管子学派。
管子学派同样主张富国强兵，但在强兵和富国二者之中，强调“民饥不可以使战”（《管子·八观》）。即使为了战争也不必经常把大量财富存储于国库，而应当是在平时对百姓实行轻税，让百姓多保留些财富。在战争需用激增，国库入不敷出时，再增加对百姓的征收，可以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管子之学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府不积藏，藏于民也”（《管子·权修》），这和法家所主张的“家不积粟，上藏也”是针锋相对的。这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藏富于民思想第一次明确的表述。
管子之学认识到民是财富的生产者，国库的收入是通过财政渠道从民间征收来的。因此，国库的丰啬对百姓的贫富有直接的依赖关系。它认为财富来自生产，生产主要靠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无以致财”（《管子·八观》）。“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管子·小问》）。
管子之学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广义的富国、狭义的富国，以及富民三个方面，并对其中的富民和狭义富国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比商君学派和孟子学派的论述更深入。；但没能从理论上把广义富国、狭义富国和富民三者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