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转达刑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大明律》卷第一“断罪无正条” 请结合上述材料，根据中国法制史的知识和理论，回答下列问题： （4）明律关于比附立法的意义何在？

司法官员违反比附规定，随意裁判，导致“出罪”（重罪轻判或有罪判作无罪）或“入罪”（轻罪重判或无罪判作有罪）的，区分故意或过失，分别追究法律责任。

(3)为了减少律文的繁琐，唐律本着目的解释的原则，对律条进行合理解释从而便于运用。该原则在不损法律本意，不至于引起歧义理解的前提下，体现了立法者简化律文的精神

(1)材料反映的是唐朝的类推原则，其中所说的“出罪”是指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其“入罪”是指确定有罪或加重刑罚。

(1)“入罪”是轻罪重判，或者无罪判为有罪；“出罪”是重罪轻判，或者有罪判为无罪。

(2)司法官断罪有出入者，属故意的，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采取反坐的原则；属过失的，以过失出入人罪论，即减故意者三等至五等处罚。

(1)这段文字反映了明朝在刑法适用上的法律溯及既往和从新原则。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法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如果犯罪行为在法律颁布之前发生，新的法律颁布之后，案件就应当依照新的法律条款来定罪量刑，而不能适用旧律来进行处断。这种处断的目的就是要遵照先代留下的遗制。
(3)这段文字表明，汉唐以来，在刑法适用的原则上一直强调从轻原则，尤其唐律规定了采取旧从轻的原则。而明朝为之一变，在适用原则上确采取从重从新原则，即法律采取溯及既往的处断原则。这主要与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吏”和“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关。推行法律溯及既往和从新原则有利于明朝强化国家机器，而改变以往从旧原则为从新原则，也引起了明朝法律适用的重大变化。
(4)明朝采取法律溯及既往和从新原则，在惩贪与官吏渎职，防止臣下结党营私与内外交接等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但采用从新原则容易导致滥施刑威，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
(5)明朝在刑法适用原则上采取法律溯及既往和从重从新原则，从而导致明朝法律适用的变化，表明专制主义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恶性发展。

这段文字反映了明朝“重典治吏”的立法指导思想，而“重典治吏”在刑事立法上的表现就是特设奸党罪。《大明律》规定了奸党罪的种种表现。“重典治吏”对于加强吏治，依法办事具有一定的意义。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用刑极为残酷的王朝之一。“重典治吏”用刑极酷，奸党罪的各种表现，处刑一般都是重罪重罚，且有些专条没有刑法上的确定性，这样也就变为封建统治者随意杀戮功臣宿将的任意性规范。这些规定实足反映了皇帝对臣下的猜忌防范之心。“重典治吏”分化了统治阶级的力量，且株连广泛，人人自危。不利于封建统治。
明朝设立奸党罪，严防臣下结党营私，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皇权，排斥异己，保证皇帝的大权不致旁落。奸党罪的创设，体现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主义皇权的恶性膨胀。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并非律条的规定就能禁绝。明朝中期，随着宦官势力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宦官专权，使得“奸党”专条成为具文。

(1)这段文字规定的是唐律适用的类推原则，即对于唐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何比照有关类似条款定罪量刑的问题。
(2)对唐律中无明文规定但又需予以惩处的犯罪行为，凡应减轻处刑的，应列举重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则应列举轻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重处断。具体而言：一是应“出罪”的，采用“举重明轻”的办法，即应免除刑事责任的，则举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却没有被判罪的行为作为例证。二是应“入罪”的，采用“举轻明重”的办法，即应定罪的，则举出一个明显轻微而被定罪的行为作为例证。
(3)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司法官适用类推断狱的严格要求，反映了唐朝立法对于类推的基本价值取向：既予以认可，以发挥其对现行律典的灵活补充作用；又予以规范和限制，以防其破坏国家法制。

这是唐代关于法官责任制度的有关规定。其意思是，司法官进行案件审判时，必须将判决该案所适用的律、令、格、式中的条文规定明确列出，否则就要处以笞三十的处罚。对于皇帝针对一时一事所发布的敕令，未经立法程序上升为普遍法律的“永格”的，不得引用以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断罪有出入者，属故意，以故出故入罪论处；属过失，以过失出入罪论处。这一规定，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希望通过司法官严格、准确适用法律来追求司法公正的意图，对于避免司法冤案具有积极意义。

比附是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官员可比照最相类似的律文定 罪量刑。其适用条件是：律令无明文规定，而行为又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应以犯罪论处。

(3)这条规定明确了司法官责任制度，旨在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合法。

【详解】A句是对共犯的规定。唐律规定，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其中“造意为首，余并为从”，指提议的主谋者是首犯，其他参加者为从犯。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区分首从的标准有所不同，如若家长与家人共犯，或监临主守参与共同犯罪，则无论家长或监临主守是否为“造意”者，均以首犯论处，表明了立法者加重家长和监临主守责任的意图。对于共犯的处刑原则是，造意者依律处断，随从者减一等处罚。这一规定有利于区别犯罪者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从而重点打击首犯。但对于某些严重的犯罪，如谋反、谋大逆等则不分首从，一律严惩。B句是对“大不敬”罪的解释和说明，目的是引用儒家经典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引礼入法。C句是有关类推原则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当处理某一案件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唐律规定可以适用类推原则，即“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其中所说的“出罪”是指减轻或免除刑罚，其“入罪”是指确定有罪或加重刑罚。适用类推的具体办法是：对那些应当减轻或免除刑罚的犯罪，可举出重罪条款以比较轻罪，使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得以减轻，这就是所谓“举重以明轻”；对那些应当加重处罚的犯罪，则可以举出轻罪条款以比较重罪，使犯罪人受到较重的刑罚处罚，这就是所谓“举轻以明重”。这一规定使得封建法网更加严密，适用法律更加灵活，不论对某一行为法律是否明文规定为犯罪，只要被认为是“不应得为而为之”，均可通过类推予以制裁。但是这与现代刑法所遵从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有较大的差距。
以上几句话反映的唐律的基本特点是：
（1）“礼法合一”。唐代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的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的封建统治。（2）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代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特别是在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曾将773万余字的汉律令缩减为126 300字，至此，立法发生了重要变革。北齐律在此基础上定为12篇949条，内容进一步得以精简。唐朝在前律的基础上，再次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
（3）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代都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流刑除加役流外，只服劳役一年；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刑罚的加减原则，也是以从轻为特点。如凡加刑，依次递加一等；凡减刑，依次递减一等。但加刑时，一般不加死刑，个别加至死刑的，则处绞而不处斩。减刑时，“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即斩减一等，不是处绞刑而是流刑三千里；流三千里减一等不是处流刑二千五百里，而处徒三年。由此可见唐律用刑持平的特点。
（4）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唐律用语精练明确，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准。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立都是集中表现。为了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了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唐律还进一步明确公罪、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为：“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共举重物力所不至，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总之，唐律以其结构严谨、立法技术完善而被举世称道。
由此可见，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产物，它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其含义为：对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犯罪，则列举轻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重处断。

初审官员根据比附原则定罪量刑，上呈转达刑部，由刑部议定后，上奏皇帝决定

根据唐律，类推只能在“断罪无正条”时进行，故A项错误。根据唐律，被类推定罪的行为，处罚应同于同类案件，故B、C项错误。故本题应选D项。

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妄进谗言、排斥异己、企图使朝廷杀死不该杀的人的，处斩刑。如果依据律文规定，所犯的罪应当处死的，而大小官员巧言劝谏免除处罚并私下收买的，企图使朝廷杀死不该杀的人，也处斩刑。如果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的，都处斩刑。妻子没官为奴，并处没收财产。如果刑部及其大小各衙门的司法官吏不依法律，而是听从上司主使，故意出入人罪的，一并处死。凡是各衙门司法官吏与皇帝身边的官员互相勾结，泄露机密，共同作弊，以牟取私利的，一并处斩，妻子处流刑二千里。

(1)该段文字反映了唐朝“合并论罪”的刑法适用原则，即唐朝对于犯数罪的，实行“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原则。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一个人所犯的两种以上的罪都被告发，按照其中最重的一种罪处刑；如果所犯各罪轻重相等，则按照其中的一罪处刑；如果判决先发之罪后，又得知判决前还有其他罪的，如果后发的罪等于已经判决的罪，则维持原判；如果后发的罪重于已经判决的罪后，则按照后发的罪论处，已经判决的罪折入后发的罪中。
(3)唐朝法律关于合并论罪的规定，在处理上类似于现代刑法中“数罪并罚”的处理原则。这种处理原则，不仅区分了犯罪的不同情形，而且明确了重罪的处理办法，这对于犯二罪以上数罪如何量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同时，“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刑法适用原则，对于保证犯数罪的法律适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4)这刑法适用原则一般适用于犯罪已经被告发或者已经判决的更犯，对于这类犯罪的处断原则作出规定，说明唐朝统治者对于更犯的严重关切，这有利于统治秩序的有序、稳定。唐朝对于“合并论罪”无比详尽的规定，表明了唐朝高超的立法技术。

这段文字反映了明朝设立奸党罪以严防臣下结党、加强皇权的立法宗旨。奸党罪为明朝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