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情况看，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法律优于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传统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
(1)“八议”入律。“八议”是指封建贵族富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他们所犯罪行实行减免刑罚的制度，表现出封建法律特权思想的鲜明特征。“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主张，曹魏时期“八议”正式入律。“八议”是指：“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封建德行与影响的人)、“议能”(有大才能的人)、“议动”(有大功勋的人)、“议贵”(贵族官僚)、“议勤”(为封建国家勤劳服务的人)、“议宾”(前朝皇室宗亲)。自营魏以后，“八议”遂成为历代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
(2)“富当”入律。“官当”是指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种特权制度，正式规定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官当”制度的形成，表明封建特权法的进一步发展。
(3)“准五服以制罪”的确立。《晋律》首立“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服制”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一种制度。此时被纳入法典，成为确定亲属相犯时刑罚轻重施用的原则。它规定，在刑法适用上，凡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罚愈轻；以卑犯尊，处罚愈重。凡服制愈远，以尊犯卑，处罚变重；以卑犯尊，处罚变轻。“准五服以制罪”制度的确立，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影响广远，壹至明清。
(4)“重罪十条”罪名的确立。所谓“重罪十条”，是指危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大犯罪的总称。把它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并强调“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是儒家“三纲”精神在法律中的具体体现。“重罪十条”经过《开皇律》的改造，形成了“十恶”制度，为后世封建各朝代所沿用。

1．魏晋南北朝时期刑事立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准五服以治罪制度”的确立。《晋律》首立“准五服以治罪”的制度。“五服”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制度。封建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服制不仅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也确定了亲属相犯时刑罚轻重适用的原则。在刑法适用上，凡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罚愈轻；以卑犯尊，处罚愈重。凡服制愈远，以尊犯卑，处罚变重；以卑犯尊，处罚变轻。“准五服以治罪”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使法律或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等制度。其影响极为广远，直至明清。
(2)“官当”、“八议”入律。“官当”是指某些官僚犯罪后，允许以其官爵抵罪即折当徒刑，正式规定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官当”制度的形成，表明封建特权法的进一步发展。“八议”是指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其所犯罪行实行减免刑罚，表现出同罪异罚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曹魏时期正式人律。“八议”遂成为历代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
(3)“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其根本利益的十种重大犯罪的总称，凡是“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重罪十条”将儒家纲常礼教内容引入刑律，促进了礼与法的结合，也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皇权。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中的“十恶”制度即源于此。 一
(4)封建制五刑的初步形成。在汉代刑制改革的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罚制度日趋规范和文明：限制族刑，逐步缩小缘坐范围；肉刑日趋减少，北齐时最终废除宫刑，并增加鞭刑与杖刑；酷刑的设置与使用逐渐减少，死刑的执行方法越来越定型于绞、斩等少数几种；定流刑为减死之刑，至北周时渐趋完善。总之，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改进，以劳役刑和死刑为主体的新的封建制五刑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