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贸易论。

中国古代贵义贱利思想占主导地位。它的积极作用是对人们的求利活动有所制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消极作用是对人们的求利活动束缚过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进入近代以后，有些思想家如薛福成、陈炽都对贵义贱利思想进行了批判，这对解放人们的思想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也存在贬低义的作用的倾向。严复主张义利合，是把义统一于个人的“长久真实之利”，实为对义的否定。何启、胡礼垣则根本不谈义，他们所主张的是一种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孙中山提出要恢复道德文明，主张发扬经过改造的传统道德规范，实际上是重新肯定了义的作用。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于魏源。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兴商务为中心。第三阶段产生了“实业”一词，人们逐渐以“振兴实业”来代表农工商业的发展，并产生了工业化的思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指出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次年康有为正式提出了“定为工国”的主张，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张謇认为振兴实业应以棉铁为中心，实行棉铁主义。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则首次为中国工业化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他考虑到振兴实业以后会加剧贫富对立，主张大实业国有和节制资本。

由于鸦片输入对中国造成的祸害，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家一般都对当时的对外通商持批评态度，只有魏源明确将鸦片贸易和正常的对外通商区别开来。到第二阶段，中外通商已成定局，人们普遍考虑的是如何在对外通商中保持有利地位，增强中国商品的竞争能力，以挽回利权。
第三阶段一度出现自由贸易主张，如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都是。严复还对“保商权，塞漏卮”思想进行了批判。因为自由贸易主张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只能是昙花一现。梁启超不久即肯定了保护贸易的必要。孙中山提出要夺回海关的管理权，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鸦片战争前，由鸦片进口白银外流导致了银钱比价持续上升。加之战后持续的贸易入超和战争赔款，均需用银支付，使得银钱并用的传统币制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受外来铸币的影响，中国民间和地方政权也逐渐仿西法铸造的银币。由于没有统一的、确定的制度，铸币者越多，货币流通领域也越杂乱无章。交易中收受各种货币，不但辩伪、折算，浪费时间，稍一不慎，还会蒙受无谓的损失。这自然引发了各种整顿、改革货币制度的主张和议论。1860年以前在货币领域中的探讨和议论，仍未超出传统货币制度、货币思想的范围。1860年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逐渐发生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要解决货币领域中的问题，已不可能维持现存的货币制度，而必须以西方的信用货币制度为蓝本，进行从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转变的根本性变革。有人甚至宣扬“币制救国论”，认为改革货币制度是中国脱贫致富，转危为安，救亡图存的关键。

中国在战国以后重农抑商思想占主导地位，反抑商思想亦在发展。近代第一阶段仍有抑商和反抑商思想。第二阶段重商思想兴起，有以商为本、商握四民之纲、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及争取贸易顺差等理论，还产生了工为商基或工或商本的思想。
第三阶段进一步明确了以工或以工农为本；这时的以农为本是从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的角度说的，同传统的农本思想已有区别。对于本末业的划分，严复、张謇仍予以肯定，但认为本末之分并不表示有所轻重。严复还将本末业的概念推向世界范围。对于农工商业的关系，从第二阶段起一般都肯定其相互促进的作用。

铁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及其支持者纷纷著文或上奏要求建造铁路，而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造铁路的理由由刘锡鸿集其大成，钟天纬对它进行了逐条批驳。
第三阶段建造铁路的思想更加发展，何启垣认为铁路是“振兴之祖”，主张县县通铁路。造铁路需要巨额资本，多数主张发挥商人的积极性，由商人承办。何启、胡礼垣提出要“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而张之洞在拟办粤汉铁路湖南段时仍发表了一套官督商办、官商分权的理论。孙中山也非常重视铁路建设，提出以铁路多少为衡量一国贫富的标准。他的《实业计划》即以铁路建设为重点。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外资必然会进入中国，本无所谓利用。但有些思想家从发展民族经济考虑，提出了利用外资的主张。这主张首先表现在兴建铁路上，马建忠、薛福成、钟天纬以及后来的孙中山等都主张借外债以兴铁路。
马建忠反对招洋股，认为招洋股会使外人控制中国的利权。何启、胡礼垣则主张造铁路要入洋股而反对借洋款，认为借洋款的损失很大。孙中山认为利用外资不妨以路权相让四十年，以加速铁路的发展。对利用外资的利弊作全面分析的是梁启超，他也主张用洋债而勿用洋股。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则是希望充分利用外资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