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实现了由（）思想向（）思想的转折。

1．魏晋南北朝时期刑事立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准五服以治罪制度”的确立。《晋律》首立“准五服以治罪”的制度。“五服”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制度。封建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服制不仅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也确定了亲属相犯时刑罚轻重适用的原则。在刑法适用上，凡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罚愈轻；以卑犯尊，处罚愈重。凡服制愈远，以尊犯卑，处罚变重；以卑犯尊，处罚变轻。“准五服以治罪”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使法律或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等制度。其影响极为广远，直至明清。
(2)“官当”、“八议”入律。“官当”是指某些官僚犯罪后，允许以其官爵抵罪即折当徒刑，正式规定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官当”制度的形成，表明封建特权法的进一步发展。“八议”是指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其所犯罪行实行减免刑罚，表现出同罪异罚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曹魏时期正式人律。“八议”遂成为历代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
(3)“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其根本利益的十种重大犯罪的总称，凡是“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重罪十条”将儒家纲常礼教内容引入刑律，促进了礼与法的结合，也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皇权。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中的“十恶”制度即源于此。 一
(4)封建制五刑的初步形成。在汉代刑制改革的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罚制度日趋规范和文明：限制族刑，逐步缩小缘坐范围；肉刑日趋减少，北齐时最终废除宫刑，并增加鞭刑与杖刑；酷刑的设置与使用逐渐减少，死刑的执行方法越来越定型于绞、斩等少数几种；定流刑为减死之刑，至北周时渐趋完善。总之，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改进，以劳役刑和死刑为主体的新的封建制五刑初步形成。

【答案要点】中国自先秦以来，就存在着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防范心理，认为华夏族与周边民族存在着从血统、语言到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并崇尚华夏文化的正统地位，只能同化少数民族，而不能被其同化，对来自少数民族的威胁，坚决地用武力进行抵抗。这种观念经过汉代儒家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了深入人心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汉人主张将已经内迁的少数民族迁回原来的居住地，而恢复汉人对中原地区的支配，后来，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许多没有南迁的汉人，强化自己的宗族概念，建立比较独立的豪强势力，以抵抗少数民族的统治，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激烈冲突，各民族的生存环境极端地恶化。而原来属于部落联盟统治阶段的各个少数民族，在统治方式上有很鲜明的原始色彩，固守了一些本民族的特点，并不为中原的汉人所接受，一旦强加给汉人，便容易引起民族间的紧张情绪，所以在十六国时期，一直到北魏的前期，少数民族政权多采用胡汉分治的方法来进行统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观念开始出现变化，汉族人士开始承认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并且随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加深，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提高，和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的笼络加强，原有的敌视态度逐渐改变。同时，少数民族随着在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逐渐意识封汉族文化的先进，积极地向汉文化学习，以改变自己的落后状况。少数民族同汉族的逐渐趋同，并相互接受，为日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后世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