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和解析
正确答案:
在1958年至1964年间,样板戏的前身“京剧现代戏”是当时戏曲改革的一个主要成果,也是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在1964年前后,江青开始插手“京剧现代戏”,并将《沙家滨》(《芦荡火种》)、《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等几部有良好基础的剧作培养成自己手中的“样板”,在“文革”中被捧上了天,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的标志,成了当时几乎惟一可以公开演出的剧目。1976年“文革”结束后,“样板戏”随着江青政治集团的垮台,受到人们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一部分在以前群众中影响较大的“样板戏”,又重新开始与观众见面,一方面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在“文革”中经受了苦难的老一辈文艺家的指责。
《沙家浜》的样板化过程:《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秋。新四军某部在一场战斗后立即转移,将郭建光等18名伤病员留在了阳澄湖畔的沙家浜,中共江苏常熟县委委员陈天民,又将掩护伤病员的任务,交给了地下联络员、“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奎和参谋长刁德一,暗中与日本侵略军勾结,进驻沙家浜,搜捕新四军伤病员。阿庆嫂将新四军伤病员藏在芦苇荡中,并在沙老太太和沙七龙的协助下,利用胡传奎和刁德一的矛盾,与之周旋。郭建光等伤病员痊愈后,趁胡传奎结婚之机,在阿庆嫂的接应下,一举歼灭敌人。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根据崔左夫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执笔文牧),1960年公演时改名《芦荡火种》。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将它推荐给了刚从港澳演出归来的北京京剧团,并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接受任务后,团里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剧本,李慕良等设计唱腔,萧甲、迟金声导演,赵燕侠、高宝贤、周和桐分饰阿庆嫂、郭建光和胡传奎,并突出地下斗争的主题,改名为《地下联络员》。但因仓促上马,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陪同江青观看彩排时,大家都不满意。为了改好剧本,北京市委将编剧们安排到颐和园,因为这里拥有阳澄湖同样美丽的湖光山色,并调回了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片的著名老生潭元寿、马长礼等,安排剧组到部队体验生活。1964年,又借上海剧团赴京演出沪剧《芦荡火种》之机,组织大家观摩学习,并重新改用原名:《芦荡火种》。1964年3月底,彭真观看后,大加赞赏,立即批准对外公演,结果连演百场,盛况不衰,特别是“智斗”一场,精彩绝伦,《北京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和许多评论。1964年4月,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前,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观看了演出,但对剧团“提前”公演大为不满,随后又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方案。但剧组还没不得及修改,这月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等观看了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修改一事不得不暂停。1964年7月23日,在观摩大会期间,毛泽东、彭真、潭震林、康生等观看了演出,并上台与演员握手和合影,以示祝贺。几天后,江青到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因为“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江青强调说:“突出阿庆嫂?还是突出郭建光?是关系到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 也就是说,突出阿庆嫂就是突出刘少奇负责的白区地下斗争,突出郭建光就是突出毛泽东领导的红区武装斗争。这次修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郭建光增加了不少成套唱腔,且十分精致耐听,就他在舞台上占据的时间而言,足以与阿庆嫂平分秋色;二是将原剧本中由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新娘的队伍混入敌巢,改为郭建光等人连夜奔袭,攻进胡府。
“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的辩证关系:在形式上,所有的“样板戏”都是在“现代戏”和其他文艺形式(包括小说、电影和话剧)的基础上产生的。“样板戏”中的京剧,主要是在 “沪剧”、“淮剧”和“话剧”等现代戏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内容上,“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就是说,“样板戏”的许多原则和特征,如教材中讲到的“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道德教化,从理想化出发,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等,都是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形成的,江青将其改造为“样板戏”,只是将这些原则和倾向极端化、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