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出人人罪”条：“诸官司人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从徒人流，亦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即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唐律疏议·断狱》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知识，分析上述文字并回答下列问题：(1)“入罪”“出罪”的含义是什么？

(3)这条规定明确了司法官责任制度，旨在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合法。

【详解】A句是对共犯的规定。唐律规定，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其中“造意为首，余并为从”，指提议的主谋者是首犯，其他参加者为从犯。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区分首从的标准有所不同，如若家长与家人共犯，或监临主守参与共同犯罪，则无论家长或监临主守是否为“造意”者，均以首犯论处，表明了立法者加重家长和监临主守责任的意图。对于共犯的处刑原则是，造意者依律处断，随从者减一等处罚。这一规定有利于区别犯罪者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从而重点打击首犯。但对于某些严重的犯罪，如谋反、谋大逆等则不分首从，一律严惩。B句是对“大不敬”罪的解释和说明，目的是引用儒家经典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引礼入法。C句是有关类推原则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当处理某一案件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唐律规定可以适用类推原则，即“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其中所说的“出罪”是指减轻或免除刑罚，其“入罪”是指确定有罪或加重刑罚。适用类推的具体办法是：对那些应当减轻或免除刑罚的犯罪，可举出重罪条款以比较轻罪，使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得以减轻，这就是所谓“举重以明轻”；对那些应当加重处罚的犯罪，则可以举出轻罪条款以比较重罪，使犯罪人受到较重的刑罚处罚，这就是所谓“举轻以明重”。这一规定使得封建法网更加严密，适用法律更加灵活，不论对某一行为法律是否明文规定为犯罪，只要被认为是“不应得为而为之”，均可通过类推予以制裁。但是这与现代刑法所遵从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有较大的差距。
以上几句话反映的唐律的基本特点是：
（1）“礼法合一”。唐代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的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的封建统治。（2）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代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特别是在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曾将773万余字的汉律令缩减为126 300字，至此，立法发生了重要变革。北齐律在此基础上定为12篇949条，内容进一步得以精简。唐朝在前律的基础上，再次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
（3）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代都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流刑除加役流外，只服劳役一年；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刑罚的加减原则，也是以从轻为特点。如凡加刑，依次递加一等；凡减刑，依次递减一等。但加刑时，一般不加死刑，个别加至死刑的，则处绞而不处斩。减刑时，“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即斩减一等，不是处绞刑而是流刑三千里；流三千里减一等不是处流刑二千五百里，而处徒三年。由此可见唐律用刑持平的特点。
（4）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唐律用语精练明确，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准。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立都是集中表现。为了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了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唐律还进一步明确公罪、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为：“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共举重物力所不至，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总之，唐律以其结构严谨、立法技术完善而被举世称道。
由此可见，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产物，它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详解]
八议是指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他们所犯罪行实行减 免刑罚的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 辟之议”的主张，曹魏时期“八议”正式人律，形成“八议之制”。根据《唐律疏 议?名例》中“八议”条的注疏，享有这一特权的人包括：（1)议亲，即皇亲国戚， 包括皇帝祖免以上亲，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2)议故， 即皇帝的亲密故旧。（3)议贤，即“德行”可供人效法的贤人君子。（4)议能，即具有杰出军事、政治才能的人。（5)议功，即对国家有卓越功勋的人。（6)议贵，即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以及有一品爵位的人。（7)议勤，即为国家服务极其勤劳的人。（8)议宾，即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凡属以上这八种人，犯死罪时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理，必须将其犯罪事实及应享受特权的理由上报皇帝，由皇帝交朝臣“集 议”后，由皇帝作出裁决，一般均可免除死罪；若犯流以下的罪，则可直接减一等处罚。但是犯“十恶”者不得适用八议的规定。
官当，指凡议、请、减以下的官员，犯徒以下罪，若是私罪，五品以上，一官可抵徒 刑二年，五品以下九品以上，一官可抵徒刑一年；若是公罪，则各可多当徒刑一年。 唐律还规定，凡一人有多种官爵的，可以先以高者当，再以低者及历任官当。“若罪小官大，罪轻不尽其官，则可留官收赎；若罪大官小，官不尽其罪，余罪亦可收赎。” 因官当而免官者，一年以后仍可降一级任用。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唐律中规定的这一整套办法，已将各级官僚贵族的特权上升为 系统、规范而详密的法律制度，办法多种多样，使得不同等级的贵族官僚犯罪时，均 可通过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文来逃脱或减轻法律对自己的制裁。这就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制的“身份法”特点。其源于儒家所倡导的“礼有差等、贵贱不愆”的思想，是封建伦理道德与国家统治力量的结合。

(2)司法官断罪有出入者，属故意的，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采取反坐的原则；属过失的，以过失出入人罪论，即减故意者三等至五等处罚。

(1)该段文字反映了唐朝“合并论罪”的刑法适用原则，即唐朝对于犯数罪的，实行“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原则。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一个人所犯的两种以上的罪都被告发，按照其中最重的一种罪处刑；如果所犯各罪轻重相等，则按照其中的一罪处刑；如果判决先发之罪后，又得知判决前还有其他罪的，如果后发的罪等于已经判决的罪，则维持原判；如果后发的罪重于已经判决的罪后，则按照后发的罪论处，已经判决的罪折入后发的罪中。
(3)唐朝法律关于合并论罪的规定，在处理上类似于现代刑法中“数罪并罚”的处理原则。这种处理原则，不仅区分了犯罪的不同情形，而且明确了重罪的处理办法，这对于犯二罪以上数罪如何量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同时，“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刑法适用原则，对于保证犯数罪的法律适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4)这刑法适用原则一般适用于犯罪已经被告发或者已经判决的更犯，对于这类犯罪的处断原则作出规定，说明唐朝统治者对于更犯的严重关切，这有利于统治秩序的有序、稳定。唐朝对于“合并论罪”无比详尽的规定，表明了唐朝高超的立法技术。

(1)这段文字规定的是唐律适用的类推原则，即对于唐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何比照有关类似条款定罪量刑的问题。
(2)对唐律中无明文规定但又需予以惩处的犯罪行为，凡应减轻处刑的，应列举重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则应列举轻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重处断。具体而言：一是应“出罪”的，采用“举重明轻”的办法，即应免除刑事责任的，则举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却没有被判罪的行为作为例证。二是应“入罪”的，采用“举轻明重”的办法，即应定罪的，则举出一个明显轻微而被定罪的行为作为例证。
(3)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司法官适用类推断狱的严格要求，反映了唐朝立法对于类推的基本价值取向：既予以认可，以发挥其对现行律典的灵活补充作用；又予以规范和限制，以防其破坏国家法制。

(1)该段文字反映的是唐朝关于更犯或累犯加重原则。唐律所称累犯，即是更犯，是指在犯罪已被告发、审判和刑罚执行期间重新犯罪的情形。
(2)该段文字的含义是：犯罪已被立案起诉或判决执行，又犯笞刑以上新罪，将前后所犯罪行累计，数罪并罚；凡是盗罪经决断后，仍然继续行盗，如果前后三次所犯之罪均应处徒刑的，就不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处罚，而是处以上一种刑罚的流刑二千里。如果前后三次所犯三罪均应处流刑的，则处绞刑。
(3)唐朝法律所指的累犯，是指盗犯，且是指三次以上犯徒罪或流罪而言。因其多次犯罪，屡教不改，危害很大，故唐律采用累犯加重处罚。唐朝法律对于累犯之所以作出详细的规定，反映了唐朝统治阶级对于盗罪的高度重视。盗罪，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危害都是很大的，因为盗罪会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这也是历代王朝对盗罪严加防范的主要原因。
(4)但是，在唐朝以前，还没有像唐律这样对盗罪作出详尽的规定，并且把该罪的处罚上升为一项刑罚的适用原则，的确说明了唐律高超的立法技术。

(3)为了减少律文的繁琐，唐律本着目的解释的原则，对律条进行合理解释从而便于运用。该原则在不损法律本意，不至于引起歧义理解的前提下，体现了立法者简化律文的精神

(1)材料反映的是唐朝的类推原则，其中所说的“出罪”是指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其“入罪”是指确定有罪或加重刑罚。

(2)其含义为：对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犯罪，则列举轻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重处断。

(1)这段话说明的是唐代封建贵族官员在法律上“议”、“当”的特权。
(2)“议”即“八议”，也就是对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实行优待的法律规定。但犯“十恶”大罪的，不用此律。“当”即“官当”，也就是允许以官爵当徒罪，一般公罪比私罪加当徒一年。
(3)“八议”、“官当”的刑罚原则源于儒家的“礼有等差”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传统法律中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法律将传统伦理道德与法律相融合，实现礼与法的统一，“礼法合一”。
(4)表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具有身份法与伦理法的特征，对官僚贵族的特殊法律保护集中体现了法律中的等级身份性质。

(1)该段文字反映的是唐律规定的“官当”制度和区分公罪和私罪的刑法原则。所谓“官当”，是指官僚贵族犯罪后，允许其用官品或者其爵位折抵刑罚的制度。“官当”制度始创于南北朝北魏时期，沿用于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摈弃了该制度。区分公罪和私罪的原则最早确立于《开皇律》，唐朝沿用。
(2)该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官吏犯私罪，五品以上的，一官可以折抵徒刑二年；九品以上的，一官可以折抵徒刑一年。如果犯公罪，一官可以多折抵一年。如果是以官品抵当流罪，原则上是三等流刑同比徒刑四年。以官品折抵徒刑如果仍有余刑不尽的，可以用铜作赎刑。因“官当”而失掉官职的人，一年后可以比原官职降一等任用。
(3)“官当”制度是典型的官僚贵族特权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以法律形式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志和要求，充分暴露了唐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伺时，按照唐律，官当仅适用于折抵徒罪和流罪，而不适用于死罪本身，这一适用的例外表明，官当的实施以不影响封建统治秩序为限。
(4)唐律关于“官当”制度的规定，区分了公罪和私霏。对于公罪，折抵刑罚年限较私罪长，说明了唐朝对官当的适用区分具体情形，其立法宗旨有二：第一，调动官吏的积极性。第二，对公罪、私罪的划分，限制了贵族官僚的肆意妄为，并有助于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将贵族、官僚生杀予夺的权利及于己手。

这是唐代关于法官责任制度的有关规定。其意思是，司法官进行案件审判时，必须将判决该案所适用的律、令、格、式中的条文规定明确列出，否则就要处以笞三十的处罚。对于皇帝针对一时一事所发布的敕令，未经立法程序上升为普遍法律的“永格”的，不得引用以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断罪有出入者，属故意，以故出故入罪论处；属过失，以过失出入罪论处。这一规定，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希望通过司法官严格、准确适用法律来追求司法公正的意图，对于避免司法冤案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