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基本内容。

【精解】西周时期已经对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作出了规定，将故意称为“非眚”，将过失称为“眚”，故选A项。西周时期已经规定了贪污受贿的刑事责任，具体规定在“五过”之中，“五过”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中，惟货就是贪赃受贿而枉法，故选B项。C项错在：义绝与和离是唐朝的婚姻制度，西周时期还没有这两种离婚制度。“五听”是西周时期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方式，中国历代的司法实践都基本沿用了“五听”制度。故选D项。

(1)所谓礼法之争，是指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沈家本等人对清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主张应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制度，运用“国家主义”等西方国家的“通行法理”来对抗保守派的攻击，为彻底改革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辩护，因而被称为“法理派”。而张之洞、劳乃宣等认为修订新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不立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故而被称作“礼教派”。这场论争体现了在皇权专制之下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间的认识差异。
(2)法理派与礼教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关于“干名犯义”。“干名犯义”作为传统法律中的重要罪名，专指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法理派从西方国家通行的法理出发，提出废除“干名犯义”条款。而礼教派则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绝不能在新刑律中没有反映。2)关于“存留养亲”。沈家本等人认为，“存留养亲”不编入新刑律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随便就排除在新律之外。3)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等。礼教派认为，“无夫奸”和“亲属相奸”严重违反传统道德，故刑律应予严厉处罚，因此，在新律中应有特别的规定。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奸”应以教育为方，下必编人刑律之中。至于“亲属相奸”，应减轻处罚，且不必另立专条。4)关于“子孙违夏教令”。法理派认为该行为以教育为主；礼教派认为应当处刑。5)关于卑亲属是否可以对尊亲属行使正当防卫的问题。法理派主张适用；礼教派主张不适用。
(3)争论的结果——《暂行章程》。争论的结果是法理派予以妥协和退让，即无夫妇女通奸、干名犯义、子孙违反教令、对尊亲属不适用正当防卫等内容写入《大清新刑律》的附则中，称为《暂行章程》。
(4)礼法之争的意义及其说明的问题。礼法之争的焦点在于修订法律是全盘肯定封建论理纲常，还是较多地吸收西方法律原则和内容，对旧律进行大幅度的改造。双方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无夫奸”和“子孙违反教令”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不久，在礼教派的弹劾下，沈家本辞去修订法律大臣的职务。清末修律的礼法之争及其结局，说明了保守派的强大以及清政府的顽固立场，也说明了法理派的软弱性和一再退让性。不过，礼法之争在传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此后的近代法制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宪法》和《立法法》规定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具体而言：
(1)我国《宪法》关于宪法地位的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是保障宪法实施的前提条件。如果宪法与一般法律的效力完全一样，就没有法律违宪的问题，也就不需要有宪法监督制度。所以，必须承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高于其他一切法律文件，宪法高于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才有可能确立宪法监督制度。《宪法》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可见，中国宪法自身肯定了它的最高法律效力。这就为中国建立宪法监督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宪法》还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阿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宪法》的这项规定就赋予了公民广泛的诉权，包括针对违宪的立法和行为提起审查的权利。如果有人对某一项立法或者某个行为的合宪性提出了质疑，就必须有适当的机构，通过适当的程序来判断这个被质疑的立法或者行为是否确实违宪。
(2)宪法关于建设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的规定。1)宪法监督制度的确立必须由法治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修正案三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表明执政党的意志被上升为宪法规范，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和国家意志，并进而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可见，我国宪法确立了法治原则。这对建立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2)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非法侵犯是宪法的重要使命，这也是建立健全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目的。2004年宪法修正案四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第3款加人《宪法》第33条。这表明我国宪法进一步确立了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从而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我国宪法监督的主体和对象。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包括审查主体和提议主体：审查主体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主要是全国人大；提议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另一类是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对象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4)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程序不仅包括审查主体和审查对象，还包括：1)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向委员长提议。2)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5)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1)宪法及其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立法法》规定了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等级。首先，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其次，基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又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最后，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果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2)法律规范冲突的解决机制。如果法律之问有矛盾，对同一事项有不同的规定，那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如果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之问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由国务院裁决。如果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同一机关制定的新旧特别规定不一致的，由制定机关裁决；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国务院如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如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根据人大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如果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条例和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3)改变或者撤销法律文件的权限及其事由。任何机关立法不得超越自己的权限，不得违背法定程序；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应裁决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规定；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的，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4)对法律合宪性的审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如果认为政府规章或者政府发布的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国务院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按照规定程序处理。国务院法制机构对报送国务院备案的规章，就规章制定是否超越权限，下位法是否违反上位法，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问或者不同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是否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或者双方的规定，规章的规定是否适当，是否违背法定程序等问题进行审查。经审查，如果发现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处理。如果发现规章超越权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其规定不适当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或者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决定，并通知制定机关。

(1)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及言行规范的总称。西周时期，在周公主持下，以周族原有习惯为基础，结合现实需要，将夏、商以来所通行的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各种行为规范，特别是其中的礼仪制度加以全面的整理、增删，形成一套完备而严谨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这项立法活动被称为“周公制礼”，周公制礼活动使周礼在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2)西周时期的礼有两层含义，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抽象的精神原则指导着具体的礼仪形式，而具体的礼仪形式体现着抽象的精神原则。抽象的精精原则可以归纳为“亲亲”和“尊尊”两个方面。“亲亲”就是强调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每个人都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亲敬以父权家长、族长、宗主为中心的亲属。因此，“亲亲”实际是一条以孝为核心，同时体现男尊女卑关系的宗法伦理原则，旨在维护家庭、家族及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秩序。而“尊尊”则要求下级对上级、小宗对大宗、臣民对君长绝对服从与尊敬，严守社会等级秩序，严禁违法僭越。所以，“尊尊”实际是一条以忠为核心的等级差别原则，旨在维护整个国家的君臣贵贱秩序。“亲亲”的核心是“孝”；“尊尊”的核心是“忠”。同时，忠高于孝。具体的礼仪形式包括五个方面，称为“五礼”，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3)西周时期，周礼具有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具备法的性质和作用。首先，周礼完全具有法的三个基本特征，即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无论是抽象的精神原则还是具体的礼仪形式，都对社会成员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很明显地具有规范性。周礼经过西周初年掌握实际政权的周公制定，为后世各代君主所认可和遵循，所以毫无疑问具有国家意志性。西周时期一切对礼的违反，都会导致国家强制力的制裁，强制性也明显地体现在西周礼制之中。其次，当时上至国家根本方针、组织制度，下至社会成员的生活，都与礼密切相关，都受到礼的制约。周礼已经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

本题是对重要人物的考查。分析、比较、评价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大纲要求的考查目标之一，所以考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周公是商周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

(1)所谓“礼”，是指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及言行规范的总称。所谓“刑”，就是指刑法或者刑罚。在西周时期，“礼”与“刑”的关系极为密切，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西周奴隶制法制的完整体系。
(2)礼与刑是西周法律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当时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礼是一种积极的规范，即正面地、积极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要求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刑则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对于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凡是礼所禁止的，亦为刑所不容，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3)“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谓“礼不下庶人”，首先，制定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不同的社会关系使用不同的礼进行调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适用不同等级的礼；各级贵族享有的礼，庶民百姓不得享有。其次，各级贵族的活动主要靠礼进行规范，而庶人之类的普通民众则用刑罚来威慑。由于礼本身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因此，“礼不下庶人”绝不是说礼的规范对庶人没有约束力。所谓“刑不上大夫”，首先，刑罚的制定主要不是针对大夫以上各级贵族，而是为了防范庶人以下的平民百姓。其次，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实行同罪异罚，大夫以上各级贵族违法犯罪，一般不适用于普通平民百姓适用的刑罚。所以，大夫以上贵族犯罪不适用一般刑罚，而并非一律不适用刑罚。当然贵族作为特权阶层在适用刑罚时，实行临时决议减免，这体现了特权法的性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仅是西周“礼治”的特点，也是指导西周立法、司法的重要原则。

西周婚姻缔结的主要原则有：一夫一妻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姓不婚。西周婚姻解除的规定有：七出、三不去。由此可见，D选项是婚姻解除的原则，而非婚姻缔结的原则。

(1)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权观念的普遍化，在人权观念普遍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人民主权原理，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统治国家、管理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和程序，即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就是资产阶级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事实，资产阶级宪法即是对资产阶级民主事实的一种制度化和法律化。同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进行革命并出现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之后，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民主事实，产生了社会主义宪法。
宪法与民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宪法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民主事实的存在，宪法运行的基础也是民主事实的存在。各国宪法存在差异的基本原因在于民主事实的不同。当民主事实的性质发生变化时，宪法也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当民主事实的内容发生变化时，宪法的内容也发生变化。宪法是民主事实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宪法确认了一国基本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但没有去确认全部的民主事实。人民除通过宪法所确认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行使国家权力外，还通过其他各种民主形式行使国家权力。
(2)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宪法归根结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反映了一国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由于宪法所规定的是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它是一国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全面、集中的表现，是统治阶级根本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政治力量对比关系首要的是阶级力量对关系。宪法反映阶级力量对比关系，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宪法总是由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制定，是对阶级斗争的总结。2)宪法规定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宪法是统治阶级制定的，因而统治阶级在制定宪法对，首要的任务就是把统治关系法律化，即哪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哪个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哪个阶级是同盟者，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合法化，并得到法律的保障。3)宪法随着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统治关系发生根本转变时，宪法发生阶级性质的转换。在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总体框架相同而具体的对比关系存在量的差异时，宪法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由此也可以看出，宪法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有直接联系。除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外，政治力量对比关系还包含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有直接联系的同一阶级内的各个阶层、各个派别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及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既有若干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宪法在具体内容的规定上，都必须考虑到这些政治力量对比关系，考虑到不同政治力量的利益。

宪法关系是指由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宪法关系与其他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宪法关系主体的一方主要是国家或者国家机关。宪法关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以及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由此国家负有保障公民实现其基本权利的义务，公民享有要求国家保障其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权利；公民有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的义务，而国家拥有要求公民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的权力。同时，公民以不同的身份和形式，在国家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享有不同的权利，履行不同的义务。2)国家与国内各民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关系。宪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少数民族的自治权，规定了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因而国家负有保障他们享有的权利实现的义务，也拥有要求他们履行相应义务的权力。3)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级国家机关与下级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同级国家机关之问的关系。宪法规定了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领导、指导、监督及公务协作的关系。4)国家机关内部的关系，包括国家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与内部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等。在这些宪法关系中，国家或者国家机关始终是关系主体的一方。在普通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或者国家机关并不是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这些法律关系通常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或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其他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其主体并不涉及国家或者国家机关，即使国家或者国家机关是这些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其也不处于主导地位。
(2)宪法关系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和原则性。宪法关系的内容即宪法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一般法律关系相比较，具有广泛性的特点。由于宪法关系主体包括了社会生活中的主要方面，这种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也涉及各个方面。而一般法律关系受主体范围的限制，作为其内容的权利义务也只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宪法关系内容广泛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对所应当涉及的权利义务只能作原则性的规定，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非常具体的规定。普通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则规定得非常具体和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