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面试热点：上班时间微信抢红包被公司处罚500元面试热点相关背景：“抢还是不抢?”4日上午10点左右，杨海(化名)所在的微信群里，董事长发了一个红包，他按捺住了内心激动，没好意思吃这第一口螃蟹。接下来，他的不好意思就转化成了庆幸：当天下午，公司下发一纸处罚通知，抢红包的“前三甲”，每人罚款500元。理由是上班时间玩手机。(1月6日《成都商报》)近日，成都一家公司的3名员工，因为上班时间在微信群里抢红包，被公司处罚了500元，而“红包是老板自己发的”。公司董事长罗先生表示，“我就想发个红包看看哪些在

一些以“X国华商太难了!”“XX为何渴望回归中国?”为题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再早前，也有个别国人以“荣升第一”来描述国外疫情，打出“庆祝”别国暴发疫情的广告等。这些言行，打着“爱国”的旗号博眼球、赚流量，借疫情消费民族情感，也损害了国家形象。

公共性的社会大事件，是检验和透视公民素养和国民心态的一个重要窗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许多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向中国伸以援手，中国也及时向世界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在自身防控任务仍然艰巨的情况下，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防疫物资，在危难时刻体现了大国担当。但此时这类猎奇文章的出现，无异于是在本就对中国不利的舆论大环境之下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声誉，恶化了国际舆论环境。

拿一些历史上与中国文化相近或曾在近代史上对中国造成伤害的国家和地区做文章，是一些“爽文”“爽事”的共同点，这样的内容反而引来一些人的跟风和转发。这种瞎编乱造、毫无事实支撑的“爽文”，故意在文章中“打鸡血”，迎合少数人的猎奇心态，有的还充满狭隘民族主义，极易误导网友，不可小觑。与一般的造假类文章不同，这类“爽文”通常与国家立场不同，也与实际情况不符。这类文章具有双重危害性，不但混淆大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判断，造成错误理解，而且不利于国家形象，以至于引发争端。利用“有家难回”“迫切希望回归中国”等高频词汇和大致相似的内容，鼓吹不健康的民族情绪，恶化当前舆论环境，利用只顾“抓人眼球”的低质量的虚假内容收割流量，制造低级趣味。不但抹黑国家形象，而且挑拨国际关系。狭隘的、偏颇的言行，既迷失了自己，又误导了大众，最终使爱国主义变了味、走了样，也将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产生误解。

一方面，我们要涵养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国民心态，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做到自尊自信、理性平和。良好的国民心态，应是记住历史而不泄私愤，不忘苦难而保持乐观，理性倾听而独立思考，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中积极进取，在开放包容中自信从容。疫情期间，我们与世界人民守望相助，疫情过后，我们仍坚持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把涵养良好的国民心态作为一门长期的必修课，讲原则、有胸襟、守底线，努力在国际社会展现大国公民的良好形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行稳致远。

塑造健康的国民心态，首先要对历史有客观和理性的认识。“忘记历史等于背叛”没错，但过分沉迷于对历史苦难的追忆也不可取，生活在一种仇恨情结里的民族容易走极端，结果是于人于己都不利。当然，正确认识历史并不等于“出卖历史”，而是让人们把历史当成过去的教训和经验来铭记;其次还要对现实有个清晰的认识。首先中国在世界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既不能过分夸张中国国力，也不能只提存在的问题，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个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对现实的认识还包括对外部的认识。光有历史经验还不够，因为世界上总是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现象。比如国际机构、国际合作、经济科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需要深入研究和认识，在考虑矛盾和问题时，我们当然不能把对抗当作唯一现实的思路;最后，塑造健康国民心态，要有一种诚实的品质。在认识客观历史和现实之后，在对待他国和国际制度的问题上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中国的古训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应用到国际社会上，那就是首先要自己摆脱“穷”，如果“富”了，也不能“为富不仁”。

另一方面，互联网媒体在国民心态构建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旗帜鲜明地批驳错误言论，并及时对其封禁取缔。教育引导自媒体加强自律，把心思花在提高内容质量上来，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根除“唯流量”的逐利思维。广大受众也应提高辨别力，增强理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哗众取宠的“标题党”带偏。

首先，新闻媒体要做好舆论引导，要有相应的专栏讨论国民心态，培养国民的主体意识、现代意识、权利义务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加强宣传与引导，在全社会营造构建良性国民心态的氛围;其次，自媒体运营者作为传媒从业者的一部分，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应当自律、秉持专业主义，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努力杜绝虚假报道。同时，自媒体的个人化导致新闻“把关人”的角色弱化，信息内容良莠不齐;去中心化改变原有的文化传播逻辑，导致社会媒介化风险的提升。这种困境下更需要规制约束与提高媒介素养能力;最后，对于这种文章，平台有责任加强监管，遏制住它们生存和传播空间。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有责任依法查处，对运营人员零容忍，让它们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对不守底线的“营销号”应加大打击力度，加快处理进程、提高处理效率。依法处理违规营销号，提升其违法成本，势在必行。

晚点发生了、滞留出现了，救急肯定是当务之急。如何设计更好的进站路线，如何进一步缩减程序流程，如何更好地改进站内空间布局，提高管理效率，都是需要回答好的问题。

　　广州火车站，可以说是春运的一个“地标”。据报道，2016年春运的返乡高峰中，受连日暴雨和设备故障等因素影响，广州火车站再次遭遇挑战，最高峰时超过10万旅客滞留广场及周边地区。

　　广州是春运的“关键点”，而广州火车站无疑就是“压力点”。2008年南方冰灾时，广州站曾发生大面积旅客滞留。人群将晕倒的女孩托举而出的画面，可谓中国春运的代表性场景。去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日均发送乘客超过百万人，这么巨大的客流量，无论哪个环节稍有差池，就难免出状况。

　　这些年来，春运发送人次虽然不断增多，紧张状况却在不断缓解。高铁运能大大提升，航空分散更多旅客，私家车出行也越发普遍。交通运输是一个系统，火车站只是一个“终端”，几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反映在车站。广州火车站的大面积旅客滞留仍然让人看到，影响春运的因素如此之多，仍需不断舒缓春运的“压力点”，让回家的路更顺畅。

　　晚点发生了、滞留出现了，救急肯定是当务之急，火车站能做的工作很多。从改变列车值乘人员作业流程，到呼吁乘客不要盲目提前候车，再到增开列车替换晚点较多的车次，相信从来就不缺考验的广铁集团，应能处理好这些状况。长期来看，如何设计更好的进站路线，如何进一步缩减程序流程，如何更好地改进站内空间布局，提高管理效率，都是需要回答好的问题。毕竟，谁也不能保证春运期间总是风和日丽。

　　去过广州火车站的人都知道，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站，候车厅相对比较狭小。数据显示，广州火车站站内11个候车室及大厅同一时段仅能容纳2.3万人，车站广场搭建的16个临时雨棚同一时段仅能容纳2万人。而因为在城市中心区，改造扩容的难度也很大。从这个角度看，如何随着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处置好火车站这样的交通枢纽，确实也是应该考虑的事。

　　应该说，在应对春运上，技术手段大大进步了。今年，各地纷纷发布春运“大数据”，这样的数据不仅是事实记录，更不仅是成绩展示，而应该成为实实在在的工作参考。哪些道路上车辆多、哪个方向乘客多、哪些车站候车者多，在数据支撑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资源调配、预案管理，相信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同样，实时监控的录像、方便快捷的网络，都是可资利用减轻压力的手段。

　　一头牵绊着最广大的乡土中国，一头则深入最轰隆的世界工厂，广州火车站可说是当代中国从“固态社会”向“液态社会”转变的符号。相信未来，随着更方便快捷的春运和更科学高效的管理，这座火车站或将成为“发达中国”“现代中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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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佘宗明：据了解，涉事医院所处位置为江山路拓宽工程，但因补偿等没谈拢至今未搬迁，在此节点上发生强拆，难免让人将矛头指向涉及道路征迁改造的相关部门。诡谲的是，当地官方通报中强调，曾几次对涉事附院下达《自行拆除通知书》，并称经办事处1月7日中午调查，在拆除实施前，有关人员已对建筑内人员进行过清查。这让人质疑：此处的“有关人员”是指谁?莫非当地区政府已经知悉强拆者身份?连这所规模不小的公立医院，都无法幸免于强拆，且这场强拆连“事先要清场”的拆迁基本规则都不遵守，肆无忌惮至此，不免让人生出“还有什么不能拆”的惶惶然来。

　　@京华时报杨耕身：如果没有真正的依法行政，如果没有真正树立起敬畏人命以及法律的社会秩序，那就真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了，那一台又一台“疯狂的铲车”。一个项目，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终究不可能以铲车的方式获得真正的前行。正是基于此，我们呼吁全社会都能关注郑州的这起暴力强拆医院事件。它到底为何发生，又是由谁实施，强拆背后的利益关联，有无权力介入，司法在其中又如何作为，最终又将怎样处置，如此等等，莫不需要放置于公开与公正的聚光灯下予以审视，而不要再让它不了了之。

　　@人民网蒋萌：强制拆迁连人命都不顾，在这种肆无忌惮的背后，往往有某种势力在撑腰。这种势力将最基本的人权践踏于脚底，对法律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与各项合法权益置若罔闻，脑海中只有为达拆房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更为关键的是，强硬势力自以为能“摆平”强拆伤人带来的严重后果，或是违法的代价远低于守法的成本，而现实似乎也时常印证了这一点。每每见证着这样的图谋得逞，都是对法治与人本的重创，令公众愤怒又气馁，也令强拆的效仿者有恃无恐。这是管理之耻、法治之殃，人性之殇。

　　@东北新闻网易楚钧：紧邻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的惠济区道路拓宽肯定是政府工程，而且拆迁征收工作是由区城建局征收办负责。这样的由政府主导的工程，出现违法违规强拆，显然是不应该的，是值得反省、反思的，如果的确是违法违规强拆，也是应该起动问责机制进行问责的。对于国人来说，强拆一词早已不再陌生，强拆引发的流血冲突、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但面对上述这样的疯狂强拆的不断上演，社会和公众还是在不断呼吁，谁来禁止这种疯狂强拆行为?!为什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得不到有效实施?能不能在这方面出台相关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政府不依法征收拆迁而导致强拆事件发生的责任人的责任追究?

　　征地拆迁也是一种权力，之所以疯狂强拆不断，就是这一权力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便是开发商所进行的疯狂强拆，背后也离不开政府隐形的手和权力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征地拆迁的权力严管起来，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起来，疯狂强拆就会得到遏制，就会得到收敛。

　　现如今，强拆的事件并不少见，但一般都是住户，而此次事件的的中心却是一所省级大型综合医院，而且还采取了暴力的方式，不仅如此，强拆还是在征收办与医院就相关问题还在协商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的，其恶劣程度可想而知。

　　其实，《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确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从媒体曝光的信息来看，这一强拆事件，显然违背了《条例》。

　　还有一件事令人费解，据了解，惠济区政府新闻办曾回应称，已成立调查组，一查到底，“如果存在院方工作人员受伤、设备受损等情况，将给予赔偿。”连“强拆者是谁”都没搞清，区政府却站出来要“给予赔偿”，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关系。

　　不管怎样，这起强拆已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成了对法治尊严威严的亵渎伤害，有关方面有必要将其作为法治践行的典型个案，对涉案人员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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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章正：网络时代，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觉得自己懂得很多，从养生到时政，每天都会接受各类信息。遗憾的是，人们筛选信息的能力并不强。谣言一来，就会变得不堪一击，平时一副“谁也别骗老子”的架势也完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随大溜”的狼狈模样，这一次“微信盗号谣言”便是一例。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众的自信有些“虚弱”。面对谣言，他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觉得跟着大家走才不至于吃亏。

　　就本次“盗号谣言”来看，很多评论认为是“蝴蝶效应”“从众效应”，这样的解释当然没错。除了谣言本身，更应该关注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体系。比如人们更关心，手机钱包被人盗用了怎么办，有没有相应的赔付机制;移动终端时代，手机中的财产法律保护机制是否完善;当下移动互联网安全防护的级别，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这些问题不仅需要解决，而且要给大众普及。互联网企业有义务巩固“后方”。当然，社会信任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群体间的信任，而是要让社会多一些安全感，别让大众消耗在不必要的担忧之中，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侧改革。人们的信任可能滞后于新事物，但是千万别让信任迟到太多，如此，谣言来临时，社会应对起来才更加淡定。

　　@京华时报迩晓：10日的微信谣言传播事件之所以被迅速放大，部分原因在于“我和微信的故事”的链接访问量太高，起到了替谣言证实的反作用。我们看到，在微信朋友圈、一些公众号，散落着大量有违常识的谣言，对于微信平台而言，自身应建立行之有效的去伪机制，严格管理接口，防止管理疏漏为谣言所趁;也应建立起开放的、更有效的自我管制和净化机制，以更牢靠的自发秩序共同预防谣言传播。监管层也应构建应有的指挥秩序。互联网没有边界，但互联网世界里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边界。在伪信息流一次次制造互猜和恐慌的情况下，构建应有的行为规范，是对互联网生态最好的保护。无论互联网监管者、企业还是用户，都不能置身事外。倘若放任，只能鼓励蛮荒。微信谣言传播事件，就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提醒。

　　@四川文明网唐伟：一个小小的微信公开课PRO版测试，却成了网络谣言产生的诱因，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在近乎于拥挤式的转款中，有着严格的安全保障和赔偿机制的支付宝，此次却“躺着中枪”，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谣言产生两小时内，有数百万用户开始解绑微信支付关联的银行卡，并在微信提现。这种损失不仅表面在大量的款项被转出，更在于其声誉受到了严格的影响。虽然事后微信团队通过公众号发出声明，对谣言进行更正，并承诺通过法律手段追究造谣者的责任，这样的事后之补固然值得肯定，但由此产生的原因却需要引发思考。

　　很显然，这是一起失控的“蝴蝶效应”，其实，出现谣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相关网络平台，声称的“自净功能”未能发挥作用，更没有有效监测、控制来自微信朋友圈的谣言，反倒受到其牵连与控制。有人说，透过此事足以说明“朋友圈已失控”，对于此事的处理，显然也不能仅有“追究法律责任”的口头之惠。能不能有一个满意结果，究竟是“自罚三杯”式的处理。要不要由此进行彻底的漏洞补缺，成立专业的打假机构来对谣言或者售假行为进行严格的管控，值得考虑。当然，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同样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是，在“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已成为共识的情况下，如何让其责任落到实处，恐怕还需要更多制度性安排。

　　@红网邓海建：在造谣与辟谣“互动”频繁的今天，按理说，一则拙劣的盗号谣言，不至于和者云集。但事实上，它在一两个小时内引发的蝴蝶效应，除了让数百万用户“挤兑”微信支付，顺带着也让无辜的支付宝“躺枪”。此前，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后来，我们又说“谣言止于公开”——这些价值判断都不错，也是止歇谣言的撒手锏，但实现证明，仅仅在谣言后“止谣”，恐怕还远远不够。比如面对此次谣言，从“智”来说，当事链接是腾讯官方的“qq.com”，而支付宝早在2014年初就被微信屏蔽了，在微信内根本无法使用支付宝，更谈何用微信链接导致支付宝被盗?而盲目恐慌带来解绑与提现中的踩踏效应，结果，这种效应反过来又似乎“佐证”了谣言。智慧也好，公开也罢，似乎仅仅也只是让谣言的病毒式爆发“稍事休息”。

　　随着微博影响力的式微，微信已成为网络谣言的“主战场”。这当然不是说微信即原罪，也不能诛心于腾讯与宝宝们的“过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相对封闭的私人朋友圈，传谣的速度把辟谣的脚步远远甩在身后。一言蔽之，社交媒体越封闭、越私人，辟谣和澄清就变得越艰难、越费力，而显然，眼下的微信尚不具备谣言的自净机制与功能。“谣言是最古老的传媒”，这是难以禁绝的流弊。不过，新年伊始的盗号之谣，让我们再度领略了“微谣”的杀伤力，治理手机端谣言，恐怕已到了斗智斗勇的时刻。

　　@北京青年报：相比于一些普通的社会性谣言，“‘我和微信的故事’盗刷支付宝”由于涉及金钱，更让人心惊肉跳，哪怕谣言有漏洞，经不起推敲，也能蛊惑一大批人，人们选择宁可信其有，否则钱被转走，就损失了真金白银。正因为如此，在这起谣言中，支付宝躺着中枪。当谣言号召“马上把支付宝的钱转出去”时，无数支付宝用户热烈响应。好在经过多方参与，比如一些公安微博、媒体官微、支付宝官方和微信官方辟谣，谣言渐渐沉寂。其中，一些技术达人也进行了常识普及：如果点击H5页面就会被盗号，首先被盗的应该是微信相关理财号，而不是阿里的支付宝。不过在建议支付宝用户提高辨识能力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究竟谁炮制了谣言?诚然，小小的网络谣言往往具有不可预估的破坏力，哪怕谣言被及时粉碎，但恶果已形成，所谓覆水难收，比如股市谣言让股民受损严重，该如何弥补股民利益?对于公民来说，不造谣不传谣当是底线。同时，面对防不胜防的网络金融性谣言，相关企业和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应该做好准备。

　　现如今，微信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以前的朋友圈，满屏出现的都是正能量，而现在的朋友圈，则俨然成为谣言集中营。这不，一个小小的微信公开课PRO版测试，就成了网络谣言产生的诱因，也让支付宝“躺着中枪”，虽然说事后各方面都出来澄清，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谣言的杀伤力着实惊人。

　　在网络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网络早已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给不法分子创造了条件，导致人们对很多东西都无法理解和相信，一旦谣言来袭，原本大众的焦虑就会变成应激反应，进而成为谣言传播者。而要避免谣言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不仅需要建立社会信任体系，还要构建应有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面对防不胜防的网络金融性谣言，相关企业和监管部门也应该更加完善监管机制，提高治理力度，从而推动自媒体健康发展。

　　朋友圈是朋友分享的平台，任由谣言纷飞，微信难免成为“危信”，朋友圈也难免成为朋友的圈套。只有把朋友圈纳入文明和法治的圈子，这才不会让谣言污染了朋友圈，朋友之间的信任才会得到维持。

医院推出微信公众号这样有益的尝试，一方面体现医院对患者就医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能有效的解决医院医疗资源有限的问题并能更好的服务患者。现由我来负责推广微信公众号，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第一，医院内部开展宣讲动员大会，解释微信公众号的重要意义，希望医院所有工作人员重视起来，尤其是医生，并号召大家积极献言献策;
　　
　　第二，向成功开通微信号的单位学习，取经，了解微信公众号内容和运营方式，并结合我院的具体情况确定初步方案;
　　
　　第三，根据医务人员的建议及以往患者就医的相关数据资料来确定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如：常见疾病症状和表现;特殊疾病日常护理需要注意的事项;通过微信公众号可以进行网上预约挂号;医生对患者治疗结束后进行网络回访或者及时解答患者在公众号里提出的问题;
　　
　　第四，成立技术小组，专门讨论设计微信公众号的版面设计、风格及内容等;
　　
　　第五，各种渠道广泛宣传，告知群众医院开通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医院名称的公众号就可以关注。如在医院各种办理窗口摆放宣传手册、患者就医时医生直接告知、病例中插入宣传单、医院大厅电子屏幕等;
　　
　　第六，专人负责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及维护，责任到人，并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对微信公众号进行改进完善;
　　
　　微信公众号开放一段时间后，关注的人很少，我认为可能存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微信公众号是医院新推出来的，民众从了解到使用需要一个过程，有滞后性;
　　
　　第二，宣传不到位，群众不了解微信公众号的作用及其操作方式;
　　
　　第三，很多群众没有智能手机，即使有，很多人不会用，只有年轻的80、90和00后的年轻人用的比较多，覆盖面低;
　　
　　第四，微信公众号流程复杂，操作麻烦;
　　
　　第五，公众对微信公众号内容不满意，如微信公众号内容太少或者不贴近患者的需求或者对群众的咨询反映的问题回复不及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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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商报王传涛： “人生而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人和手机的关系，卢梭的这句名言非常适用。更多地活在社交软件之中的我们，确确实实已经“病”了。我们更愿意生活在别人的点赞中，告诉别人生活在朋友圈里的我们是多么的美好和幸福。然而，真实的生活却未必如此。可更可怕的是，知道自己患上了“手机依赖症”和“现代交流症”，也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手机的奴隶，但我们却几乎没有办法去挣脱手机和网络的控制，正如我写完了此篇文章仍然想通过朋友圈去分享，并时时想看一看有没有人浏览和点赞。

　　@西安晚报叶倾辰：现代资讯的发达，手机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媒体。但归根到底，我们是手机的使用者，而非它的奴隶。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面对手机屏幕迟迟不愿意下线，其实透支的还有我们自身的健康。以此而言，当我们谈论如何使用手机，其实也是在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使用习惯，让科技服务于生活，而非被科技绑架社交、绑架自我。

　　很多年前，笔者在课堂上读到描写孔子的一篇文章时，曾为他们那样的社交而感慨不已。春天时刻，孔子带着弟子郊外踏青，一边浏览美丽的风景，一边交流感想。假使当年就有手机，你能想象大哲学家拿着手机，刷朋友圈，和弟子交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吗?或许他会说，“漫漫朋友圈，不舍昼夜”，而见不到导师的弟子，则纷纷点赞，图一个导师开心，顺利毕业。由是观之，被“现代交流症”遮蔽的正是我们最实在的现实情感，对今天的人们而言，移动互联网虽然能够连接世界，但想要知道脚踩在大地上的感觉，和恋人开心的滋味以及长辈开怀的笑容，唯有抬起头来，融入生活当中去。

　　@京华时报陈广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注定无法重复昨天的生活。人们爱怀旧，因为通过怀旧能刷出存在感，但过度怀旧也是一种时代病。比如，既然“现代交流症”如此可怕，谁愿意回到从前?看待今天生活的种种问题，只有在承认进步的前提下，才是理性思维。现实中人与人打交道，还不是存在人心隔肚皮?“现代交流症”只是现实不完美的折射，我们正视问题的存在，但不必夸大其词，特别对成年人来说。最后说说“同床共枕微信道晚安”，其实报道说得明白，夫妻二人感情很好，现在依旧很好。杞人忧天者，洗洗睡吧。

　　@人民网蒋萌：最近翻出与一位老友十来年前的几封信和数张贺卡，摸着这些尚未发黄的纸张，看着那熟悉的笔迹，脑海中浮现出过去的情景，心中不免有些感慨。过去给友人写信要找好看的信纸与信封，书写要花时间，怎么写要用心思，得去邮局或邮筒寄出，等待信件的送达以及对方经过同样的步骤回信。从效率上看，比如今拿手机发个微信、来个视频通话要费时费力太多。但是，如今的便利似乎又少了一些珍重、多了一些随意，数字化的信息在你有意无意地删除或更换设备时，也会悄无声息地消失。海量的信息传递，快餐式地浏览阅读，有多少能留存于你的脑海?我们在信息高速路上飞驰，却又因为步伐太快，让人觉得灵魂都跟不上了。有人说，开始怀旧说明人已经变老。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复古为何又被认为是一种时尚?真挚的交流，永远需要用心，怎么才算用心，诸君心里都有杆秤。

　　@光明网：夫妻同睡一张床，晚上还在微信里互道晚安。类似事情乍一听确实奇葩。这种偏重于网上交流、与陌生人交流，而却忽略现实中交流、与身边亲人朋友交流的现象，被称为“现代交流症”显然并不为过，而且患上这种“疾病”的网友也越来越多。

　　“现代交流症”是一个危险信号，是生活被网络绑架的不良现象。我们深切地呼唤：不妨暂时离开电脑 、放下手机、断开网络，把眼光、把心，移回到了身边的亲人与朋友身上，这是善待身边人的需要，也是亲近生活，营造现实交际圈，体会更多真实感、幸福感的必须!

　　手机的便捷拉近了人与人间的距离，却也妨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有人因为玩手机而忽视生病的妻子，妻子一怒之下将其杀害，怪不得网上流行这这样的调侃“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你坐在我对面，而你却在玩手机”。

　　显然，这样的交流方式，客观的说，给人们提供了猎取信息的便捷，但也让人们感受到情感的淡漠，忽视了生活中最基本的沟通，人们在陷入微信朋友圈的同时，原来的那个朋友圈渐被遗忘。其实，生活从来都是冷暖自知，朋友圈里的幸福瞬间永远无法诠释每个个体在生活中的遭遇与心境。

　　虚拟的终归虚拟，现实的终归现实。而实际上，“现代交流症”也只是现实不完美的折射，我们应该正视问题的存在，不要成为手机的奴隶，不要让“现代交流症”绑架了真实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主动从围城中走出来。在漫长的人生和历史长河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而这也是成长的不部分，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只有适当的修枝剪叶，也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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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位母亲在北京地铁上给婴儿哺乳，被一名网友拍下并传播到微博上，作出评议，引发网友热议，在这网络信息化的时代，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各方评论。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要有感性的热议，也要有理性思考。

　　我们来看这位发布者和转载者，如果是倡导随手拍，杜绝不文明行为的践行者，我们认为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我们对不文明行为有不同认知，做出不同行为。但是在实际的措辞和做法上我们认为是有失妥当的：一是微博发布者和转载者缺乏基本生活常识;二是微博内容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三是微博上的照片未经任何技术处理，侵犯了哺乳母亲的肖像权和个人隐私。

　　大多数的网友都在网上批驳发布者，声援这位母亲，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发布者和转载者删除微博，给当事人面对这次事件的勇气。我们见到这次网络传递满满的正能量。唤起社会对妇女哺乳权的尊重，也在维护一个母亲和孩子在享有公共资源环境的权利。

　　当然，在感性的评议后我们不仅要深入的理性思考下，这不仅是生活当中个例，妇女公共场合哺乳尴尬现象，我们需要如何解决。这不仅需要给予更多理解，还需要当前的公共管理部门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这样社会才会更加美好。

　　首先，在当今社会，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构建善意的“公共空间”。给有需要的人以帮助。正如事件中需要哺乳幼儿的母亲，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包容、尊重。关爱母婴问题的同理心就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可以转移视线、背对着、用自己的身子来为哺乳妈妈遮挡，给妈妈和宝宝营造一个相对私密的环境。

　　其次，公共管理部门应该对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加大建设哺乳室，哺乳坐席力度。完善公共设施建设，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尤其是我们单独开放二孩政策之后，对于我们教育、公共资源建设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再次，当前我国进行依法治国，应该进行完善妇女当众哺乳的法律，给女性哺乳以法律保护。而不是按照“法无禁止即允许”的原则。现在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是，支持母亲当众哺乳，我国没有明确对此进行立法，仅是默认这一点的，多少有些不足。

　　最后，在微博、微信勃兴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记者”。我们个人应该树立正确价值观，谨言慎行，不对他人造成困扰，坚守法律底线，共建和谐绿色网络环境。

　　我相信，只有这样，解决人民所需，百姓才有幸福感，我们才能构建好我们的和谐文明社会，国家才能实现中国梦。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才让多吉：1994年7月，7岁的梅根在美国新泽西州汉密尔顿镇的家门口玩耍时，被邻居杰西骗到家中强奸并勒死。杰西之前有两次猥亵儿童罪被判刑的前科，刚刑满释放搬到汉密尔顿镇的杰西，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梅根事件震惊了整个新泽西州，人们认为如果大家知道杰西的案底，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在梅根被害89天之后，新泽西州长签署了美国第一个“梅根法案”，强制居住在新泽西州内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记。1996年5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联邦“梅根法案”，要求全美在互联网上公开刑满释放性罪犯分子的出生日期、近期照片、身高、体重、住址、驾照号码、驾驶车辆等所有信息，并且留蓄胡须和改变容貌都必须向警察报备。在华盛顿州，如果释放的性罪犯搬迁，警察会挨家挨户打电话通知居民罪犯的姓名和住址。可是，在我们这里，即便是法院判决后认罪的性侵儿童罪犯，媒体报道时居然也采用匿名。是我们更注重保护犯罪分子隐私权吗?我还见过某次电视新闻报道中还给性侵儿童的恶棍打了马赛克，在这些“虚伪”的背后，我分明看到对儿童权利的漠视。对于某些键盘族和公益人士，如果你们坚持认为女童普及性知识和发“防狼水”是防止性侵的主要方式，我只能说，你根本不爱孩子。我是认真的。爱孩子，爱同类，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人民网蒋萌：曾经的“有罪推定”导致了一些恶性的屈打成招，一些冤案后来的昭雪令社会震惊并反思。所以，当下的法治强调“疑罪从无”，定案必须以有效的证据链条作为依据;否则，有嫌疑缺证据还是会被认为无罪。显然，当下的法治理念更人性化，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但也须指出，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过度从宽，可能加剧对社会的潜在危害。在“疑罪从无”的辩驳下，执法者的不作为会不会也被轻描淡写地带过?说到底，在包括司法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处于改革的进程中，什么是到位而不越位，什么是补位而不缺位，什么是对位而不错位，其中的“度”的把握十分关键。如果“度”的问题掌握不好，好的初衷也可能走向消极的反面。在隐私保护的问题上，如今也存在过犹不及。尤其是对性侵害类罪犯，有关犯罪事实算“隐私”吗?如果将切实的罪行归入“隐私”范畴，又将公众的知情权与自我防范权置于何处?

　　@南方都市报：保护儿童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中之重。无论是遭遇灾难还是分享欢乐，大家都会强调儿童与妇女优先。全世界大部分文明国家都严格遵守的“国家亲权”原则，国家是儿童的最终监护人，保护儿童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法律制度的残缺，行政和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以及缺乏儿童权利最大化的社会共识，是导致未成年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而且在我们这里，即便是法院判决后认罪的性侵儿童罪犯，媒体报道时居然也采用匿名。是我们更注重保护犯罪分子隐私权吗?我还见过某次电视新闻报道中还给性侵儿童的恶棍打了马赛克，在这些“虚伪”的背后，我分明看到对儿童权利的漠视。

　　近年来，未成年被性侵的新闻屡见报端，也让我们更加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统计显示，我国现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3.67亿，占到总人口的28%。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对家庭，乃至社会负责的表现，让每个儿童免于侵害(不只是性侵害)，更是我们成人责无旁贷的义务;让孩子安全、有尊严地长大成人，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而在现实中，很多人对于受害者不是同情，而是指指点点，影响其正常生活，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这种伤害，除了给当事人带来严重的后果，也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伤害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对于危害他们健康的违法分子，相关部门一定要严惩，不能找各种借口推脱，导致更多的未成年人受到伤害，而且对于有侵害未成年人案例的人员，一定要做到提醒与监督，这样是对孩子的保护，也是法制社会所必须的。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北京晨报何勇海：老师“抢”家长发放的微信红包，有违教育部《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行为”。这里的“任何方式”，当然包括家长发放的微信红包。有的家长如果当面给老师送礼，担心老师拒收，就采取这种“微信抢红包”的变通方式，实现变相的贿赂老师的目的，老师们要洁身自好，自觉抵制这类“糖衣炮弹”的袭击，自觉远离这种危险的游戏。

　　此外，家长群发红包，老师抢红包，会让家长微信群彻底变味。家长微信群是家长与老师关注孩子动态、督促孩子学习、交流教育心得、实现家校互动的网络平台，一旦在群里兴起一股抢红包风气，是对这种互动秩序的破坏。尤其是，热衷于在群里发红包的，一般是家境较好的家长，会助长其他家长的摆阔、炫富、攀比心理，同时让家境不好的家长情难以堪。此时，老师就应该做个理性人，不抢红包，不满足那些炫富家长的游戏心理，以避免家校沟通因为红包大战变了味。

　　@人民网杨朝清：如果说教师给学生发红包是一种激励的话，教师收学生及家长发的红包、参与抢抢红包难免会让师德走调、变味。说到底，教师和学生、家长应该是一种非功利的社会关系，不应裹挟利益算计在其中。教师参与抢红包表面上看不打紧，实际上却隐伏着风险;要以一种防微杜渐的态度，来避免失范行为的累加与升级。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教师和学生、家长是一种公共关系;要确保教育的机会公平，就必须教师对待学生一视同仁。一旦教师参与抢红包，就会让其他学生尤其是家长陷入“两难困境”。不论是“快人一步”的投机心理，还是“别人都如此”的从众心态，抑或“别人发红包了我不发会怎样”的“囚徒困境”，发红包本应遵循自主、自愿的原则，一旦教师参与抢红包，就有可能让一些家长身不由己——为了让教师公平甚至倾斜性照顾学生，一些家长只好“下本钱”。当发红包成为一种潮流，层层加码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教师参与抢红包，不仅会给家长带来心理负担，也会给他们带来经济压力。

　　@红网宋鹏伟：老师能不能抢家长的红包?其实无可无不可。从娱乐的角度出发，发红包者并不针对特定人群，谁都能抢，算不得利益输送。再者说，总共几块钱的红包，老师又能抢多少呢?非说违背师德，有些上纲上线了。

　　不过，若是换个角度看，似乎也不太合适。毕竟，老师并不算家长朋友圈里的朋友，双方存在特定的利益关系，如果老师抢家长红包没问题，那么官员抢企业家的红包也没什么不妥了。进一步发展下去，家长专门给老师建个红包群，似乎也是可以想见的，这时还能说没问题吗?给一堆老师发几块钱的红包还好意思吗?别的家长都意思意思了，你在教师节、春节期间不意思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呢?明知有失身份，却又积极抢家长红包的老师，或许真把家长当成了朋友，但若从来只抢不发，就有些面目可疑了。为了孩子能有个公平的环境，家长们最好别给机会，毕竟老师也是人，老这么诱惑真的好吗?

　　@中山日报苑广阔：现在大中小学校都已经放了寒假，在各路商家的诱导之下，春节 “红包大战”一触即发，而面对老师该不该抢学生和家长红包这个问题，不管是家长、学生还是老师，大家的观点至今仍旧莫衷一是，难以达成一致。但在我看来，我们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去看待这一问题。

　　第一点，作为老师，不应该忘记了“师道尊严”这句话。老师抢或者是收学生、家长的红包，对“师道尊严”有害无益，所以还是不抢为好，即便有家长或学生给自己发了红包，那么当时可以收下，但事后也应该再找个机会还回去。第二点，一般来说微信群里的红包都是几块、几毛的额度，从数量上看确实微不足道，但是再少的钱它也是钱，也是真金白银的性质。一些家长以拜年的名义给自己孩子的老师发送大额度的红包，作为老师就应该坚决拒收，以免让本为游戏的抢红包变味变质，成为事实上的送礼。第三点，多数孩子都会拿父母的手机来玩，如果家长发了红包老师去抢，或者是家长单独给某位老师发红包而让孩子看见，既有损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容易在孩子之间造成攀比，因此对于日下风靡的红包游戏，作为老师，在自己的同事圈，朋友圈玩玩尚可，在家长群，师生群，还是不玩为好。

解析：微信的普及，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愈发便捷高效。“抢红包”已经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让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体验了刺激、分享了快乐。 那么在形形色色的师生、家长群里，教师可不可以“与民同乐”，加入到发红包、抢红包的行动中呢?

　　其实，教师在师生、家长群里参与抢红包(也包括发红包)，虽然也是数额极小，远扯不上“行贿受贿”“收受礼金”，但毕竟不妥当。其一，教师终归是有师道尊严的，洁身自好才能受到尊重;其二，老师“抢”家长发放的微信红包，有违教育部《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其三，老师和家长之间本属于非功利的社会关系，一旦和利益扯上关系，势必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

　　教师不抢学生、家长的红包看似不近人情，实际上是为了保障学生受教育的公平性。教师只有真正地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的职业声誉和社会认同才会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