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关于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A．“礼法结合”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B．夏商时代的法律制度明显受到神权观念的影响C．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到汉代中期以后被儒家发挥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策略D．清末修律使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没有受到冲击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而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B项说法错误，当选。《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包括：《易》、《诗》、《书》、《礼》、《春秋》、《左传》、《公羊传》、《毂梁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A项说法正确。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称为孔子学说，C项说法正确。西汉以后，董仲舒迎合汉武帝的皇权至上的学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D项说法正确。

本题主要考查“礼”与“法”的关系。
“礼治”和“法治”在我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夏商西周的“礼治”时代：法作为礼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礼治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教化的作用，而法与刑的锋芒被深藏，在不失威严的情况下副作用得到有效控制。
2．春秋战国至秦的“法治”时代：礼法分离，独任法治。儒法两家之争，以法家的胜利告终，原本附于礼治的法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时机，但法家之“法”泛指制度，偏重刑罚。
3．西汉的礼法融合时期：汉儒通过对秦政反省认为过分摒弃“礼”和“德教”，独任严刑峻法是秦灭亡的主要原因。于是汉儒开始了在不排斥“法”独立存在的前提下，重振“礼乐”，建构“礼法结合”的新的传统法体系。
4．隋唐时期，法观念定型：礼主法辅，礼在法中，法外有礼。
自汉时起的礼法融合，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定型于隋唐。中国正统的法观念的核心理念是“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王霸并用”，三者合言之便是“礼主法辅”式的结合。在礼法融合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法向着儒家化、伦理化、道德化发展。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西汉后期兴起的以经注律、魏晋南北朝时的引经入律等，为形成“一准乎礼”的《唐律》打下了深厚基础。我们从《唐律》的注释“疏议”中可以体会到，《唐律》的每一条款的设置都能找到礼的依据。礼与律真正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我国古代关于“礼”与“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关系确定为：礼法结合，礼主法辅。
故正确答案为A。

汉武帝时期采用董仲舒“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纠正了秦朝专任刑罚的偏失，以儒家的德礼教化和法家及刑罚惩治相结合，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思想是对以往法制经验的总结，并为后世王朝所沿袭和发展，从而确立了中国正统的法律思想。在这之后，历朝历代都实行法律与道德并用的统治策略，规定了一系列刑罚适用原则和方法，如“亲亲得相首匿”、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重罪十条等。唐代既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又强调德礼和刑罚在实施政教中的关系是“德本刑用”，表现为君臣明法慎刑、以宽仁治天下的民本主义思想，形成了融礼、法为一体，相互为用的治国指导方针，对后代历朝产生了重大影响。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依法治国属于政治文明范畴，以德治国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二者都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治理国家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是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的传承，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社会主义法是传播道德、保障道德要求实现的有效手段：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定的价值指导，对社会主义法的实施具有促进作用，社会主义道德还可以弥补社会主义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不足。社会主义法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把社会主义道德的某些原则和要求加以确认，使之具有法的属性，社会主义法是传播社会主义道德和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要想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现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渊源之一是中国古代法的传统。

本题考查的是我国的法治思想与其对应朝代。“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是西周形成的法制指导思想，排除A项；法家的“重刑”、“法治”形成于战国时期，B项正确；中国奴隶制法制时期包括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这一时期法制深受神权法观念的影响，排除C项；“礼法结合”在汉朝已存在，D项错误。故选B。

古代对于死亡忌讳很多，一般情况下“天子死日崩，诸侯曰薨，大夫日卒，士日不禄，
庶人日死”，A错误；古人称对方父亲为“令尊”，母亲为“令堂”，8错误；男子二十岁为“
弱冠”，三十而立，C错误；D项是正确的，故本题答案选D。

【详解】
从西周时期提出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和贯穿周礼的“亲亲、尊尊”原则起，古代中国就形成了 “礼法结合”的法制特色。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就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化。“夏礼”是君权政治法律思想支配下的统治国家的有效武器。商代统治者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把天上的至上神同商王的祖宗神合二为一，把自己的统治神化为“秉承天意”，为商朝的王权和法律涂上神学的色彩。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应该“大其德而小其刑”，要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用再辅以刑罚，形成了 “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原则。清末的修律是适应列强需要和维护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产物，修律的方针是“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这次修律虽然是屈从列强意志的结果，但在客观上却改变了中国法律“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精解】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制定了《明大诰》，并称：有大诰者依《大明律》减一等处刑，无大诰者依《大明律》加一等处刑，结果讲读大诰之风盛行，造成“人人讲大诰，户户读大诰”，这使得《明大诰》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最为空前普及的法规，故选A项。明神宗万历年间将律、例合编，称为《大明律集解附例》，从而首创律例合编体例，故B项正确。明太祖朱元璋首创奸党罪，并将残酷的凌迟刑写进《大明律》，故C项正确。明朝在刑法适用原则上采取从重从新原则，即法律溯及既往原则，故D项正确。

法治不仅包括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更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至上、权利保障的内涵，而法制则侧重于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A选项表述错误。法制侧重于关注法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要求严格依法办事，以实现立法者期望的法律秩序，对法律本身的内容和价值取向并无特殊的规定性。只要有法律和制度存在就有法制存在，因此B选项正确。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法制与人治并不截然对立，历史上，专制君主和法西斯独裁统治者为了建立有利于他们的统治秩序，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建立和推行法制。因此C选项不正确。在没有民主和宪政的时代，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法制的问世则先于法治，早在没有民主和宪政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法制。因此D选项错误。本题选择B。

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西周时期即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与“出礼入刑”的表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及至唐代的法律统治“一准乎礼”。所以可知，“礼法结合”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故选项A正确。夏商时期的统治者强调“奉天罚罪”，假托神意压服臣民，可以看出神权思想为当时的法律指导思想，当时的法律制度明显受到神权的影响，因此选项B正确。为了修正神权法学说中存在的问题，周王朝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并于汉代中期以后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为传统的中国法制奠定了基础。故C选项正确。清末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修订过程中援引了大量的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清末修律标志着中华法系开始解体，故D项说法不符合事实，不应选。


题中四个选项都是该时期法制变化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刑罚制度改革（规定绞、轨等死刑制度；规定流刑；规定鞭刑与杖刑；改革以往五刑制度；废除宫刑制度），以及建立死刑复审制度。故A、B、C、D四项均为本题的正确答案。本题考查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制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此阶段的许多内容也必将是司法考试中的重点。尤其需要重点把握相关具体法律制度的变化。


汉代的《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其特点是依据儒家《春秋》等经典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则审判案件，而不仅仅依据汉律审案。《春秋》决狱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即以犯罪人主观动机来判定最终是否给予严惩。魏明帝在制定《魏律》时，以《周礼》“八辟”为依据，正式规定了“八议”制度。“八议”制度是对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它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晋律》与《北齐律》中相继确立了“准五服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的制度，不但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九卿会审（明代又称“圆审”）是明代的会审制度。是由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左都御使，大理寺卿九人会审皇帝交付的案件或已判决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可见，除九卿会审之外，其他三项制度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本题A、C、D三项均应选。


六赃就是指六种非法获得公私财物的犯罪。包括(1)受财枉法：收受财物枉法。(2)受财不枉法：收受财物，即使不枉法，也要处刑。(3)受所监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管辖范围内百姓或者下属财物。(4)强盗：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5)窃盗：隐秘手段窃取公私财物。(6)坐赃：官吏或者常人非因职权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四个选项均正确。


唐《斗讼律》中，“六杀”的含义：“谋杀”是指预谋杀人；“故杀”是指事先虽然没有预谋，但是情急杀人时已经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的是在斗殴中过于激愤而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是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的是“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


“十恶”制度是中国法制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一定要熟练记忆并理解。“十恶”中，所谓的不义是指杀害本属的府主、刺吏、县令和授业老师的行为，官吏或士兵杀害本属五品以上长官的行为，妻子得知丈夫死亡而隐匿丧事，寻欢作乐，改嫁他人的行为。因此可见B、C选项的解释是正确的。至于A选项，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等人的行为在“十恶”中称为“恶逆”，而D选项，奸淫小功以上亲或父、祖父之妾以及相与通奸的行为被称为“内乱”。注意，本题中只是提及“十恶”中的三项，其他几项也很重要，完全有可能以同样方式改变内容而进行考查。


宋朝在地方各路设立的是提点刑狱司，明朝在省一级设立提刑按察司。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统治者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于20世纪初十年间，逐渐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修改与变革。我们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活动称为清末修律。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清末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故A项正确。在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故B项正确。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清末修律改变了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故C项正确。它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故D项错误。因此，本题的正确选择是A、B、C项。


1946年11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召开国民大会，于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定于1947年1月1日公布，12月25日施行。该法共14章，依次是总则、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基本国策和宪法之施行及修改，共175条。A项正确。基本精神与《训政时期约法》和“五五宪草”一脉相承。但碍于政协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12条的重大影响，即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司法独立、保护人民权利等，又不得不在具体条文上有所变动。因此，B项表述错误。《中华民国宪法》内容的特点是其表面上的“民有、民治、民享”和实际上的个人独裁，即人民无权、独夫集权。例如1948年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这一特点趋具体和法律化，因此C项正确。其二，体制不伦不类，实际上是用不完全责任内阁制与实质的总统制的矛盾条文，掩盖总统即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统治的本质。其三，罗列人民各项民主的自由权利，比以往任何宪法性文件都充分。但依据宪法第23条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戒严法》、《紧急治罪法》等，把宪法抽象的民主自由条款加以具体切实的否定。因此D项正确。依题意，本题B项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