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热点：在书里找到家的感觉【热点背景】 今年端午节假期，农民工吴先生没有想到，他在D市图书馆的留言感动了很多人，更没有想到，D市人社局的暖心服务让他可以继续读书。“我来D市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D市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D市，识惠外来农民工。”6月24日，吴先生在D市图书馆读者留言表中的一段离别感言引发广泛关注。次日，

1.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

疫情期间，为了让广大学子保证上课的进度，保障大家受教育的权力，全国实行“停课不停学”的制度，让学生通过在线课堂学习，本身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一些地方因地处偏远，网络不稳定、不覆盖，让部分学生无法和大家享受一样的教育资源，其实又变成另一种教育不公，所以面对这一问题，要引起重视，尽快解决。

2.分析现象产生的危害。

(1)对无法共享网课的学生而言，影响学习进度，也影响心理发展。因为网络不好，或者设备不足等问题，导致学生会落下部分课程，进而导致学生出现自卑的心理状态。

(2)对老师而言，学生学习进度不一致，后期教学难开展。如果学习进度不一致，后期全面复工以后，班级学生的差距较大，作为老师，教学开展会十分不顺利，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

(3)对于家长而言，会因此愧对孩子。因为网络或设备问题，导致自己孩子无法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在线上学习，家长也会无法面对孩子，会心存愧疚之情。

3.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1)学校做好摸底排查工作。每所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对于孩子的设备情况进行排查，确保了解每一个孩子上课的情况，同时，对于确实有困难的孩子要进行特别帮助，例如单独补课。

(2)当地政府或者村委会，做好协调工作。可以利用基层服务中心、图书馆、村委会的电脑或者网络，组织个别孩子，做好防护工作，一起学习，保障孩子享受公平教育的权力。

(3)做好扶贫攻坚，啃下最后的“硬骨头”。扶贫工作要关注农村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问题，尤其是互联网+教育问题。如果农村孩子在使用互联网上慢了一拍，恐怕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发展。

随着各企业陆续推进复工复产，招聘市场逐渐复苏，视频面试开始替代传统的线下面试，这也是目前招聘市场的一种尝试与创新。同时，在防控疫情的情况下，研究生招生复试、艺术类考生招生学校现场考试、综合素质评价学校面试，也都开始尝试采取“云面试”的方式，这不仅是替代当前无法开展的线下面试，而且可以为推进招生改革探索成本更低且能保障公信力的面试方式。

一方面，对于求职者或考生而言，可以通过录制一段声情并茂的自我介绍。打破了原始纸质简历的单调、平面，用声音、表情、动作给企业留下深刻印象。同时，通过与企业或学校视频面试，极大地解决了因公司或学校地点较远带来的开支，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或学校而言。相比传统文字简历，企业或学校通过视频面试，对求职者的谈吐、性格、基本状况都有较直观的了解，而且通过视频面试全面考核应聘者的基本素质以及性格特质，同时，通过网络面试初步筛选人才，不需要特意准备面试场所和安排接待人员，让整个招聘过程省时省力。以及大大缩短了招聘时间，为企业或学校及时输送人才。

但是，在在线视频面试技术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学校用在线视频面试方式考察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无疑会更关注在线考察的公平、公正问题。比如，不同学生在线回答问题的环境是否一样;在线面试考官的评分是否公平、公正，同时也会担忧面试考生有所准备，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放资料等情况的出现等。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或疑惑并不难解决。对于是否有一样的在线视频面试环境问题，这只需考试单位精准了解学生的家庭上网情况，安排学生到条件更好的在线视频面试地点。对于如何保障考官的评分公平公正上，可以实时监控学生按要求答题、录制视频、上传视频并保存，所有面试视频可以复核，既可以为后期复核提供依据，也可以防止学生作弊。另外，面试题目设置上也可以是即兴的开放式题目，即便考生有所准备，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放资料，这也不能提高面试成绩。如了解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面试，考官问几个问题，要求用英文回答，就可以直观了解面试者的实际水平。

对于当下的“云招聘”我们应积极看待，对于其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各方积极解决，我相信在现阶段防控疫情的情况下，我们的各项招聘工作能够得到有效开展。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西坡：学者在媒体上建言献策，正是为了接受公众的讨论，因此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社会政策的变更本就不应该是“一言以兴”或“一言以废”的。正如何亚福文章中说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18周岁已经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结婚是一种民事行为，18岁不允许结婚，意味着这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18岁成年却不许结婚”在逻辑上是个死结。如果法定婚龄降到18岁，那只意味着你在18岁有了结婚的权利。至于18岁够不够成熟、18岁买不买得起房，都跟这没关系。你达不到自己心中的结婚条件，外界不会强迫你结婚。拥有权利不代表一定要行使权利。许多人把权利当成负担，这才是令人不解的地方。放开二孩之后，他们说“国家要把我们当生育机器”。学者提议法定婚龄降到18岁，他们又说专家逼他们早恋、啃老。这种意识错位不亚于一个人被解开镣铐之后，哭天抢地说“谁也别想强迫我跑步锻炼身体!”

　　@人民网蒋萌：既然年满17周岁可以当兵，就要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那么将法定婚龄降到18周岁，有何“大逆不道”?这个比较并非无厘头。毕竟，17岁可以保卫“大家”， 18岁却无权成立“小家”，是吊诡的。事实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法定婚龄都是18岁。我比较认同上文的观点——“拥有权利不代表一定要行使权利”。人都是理性的，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如何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去年底表示，目前我国的初婚年龄约为25岁。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初婚年龄还在逐年推后。以上海为例，2014年该市居民初婚平均年龄为男性30.11岁、女性28.14岁。人们没有因为现行的男22岁、女20岁的法定婚龄而“一达标就结婚”。如果真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对许多人想必也“无关痛痒”。那么，若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意义何在?赋予公民完全的民事能力，让公民具有自主选择权，这些理由还不够吗?至于某些专家是否想借此出名，你是否反感，要另当别论。

　　@荆楚网徐秉国：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不仅与世界其它国家相一致，而且在法理上说，也是符合的。按照民法规定，年满18周岁即为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也就有结婚的权利。进一步讲，人们担心降低婚龄导致人口过快增长是没有必要的。的确，降低婚龄延长了适龄女性生育的周期，增加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风险。但是，须知婚龄只是结婚的最低年龄，是结婚的门槛而已，结婚作为人的一项权利，到了18岁并不是必须要行使的，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来看，实际的结婚年龄大多在法定婚龄的基础上延迟了7——10年，为25——29岁之间，并不是我们所想当然认为的18岁。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只是增加了结婚的机率和人口增加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导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失败和人口数量的过快上升。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教育，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更何况，在高生活成本、高压力下，人们即使有生育的机会未必就有生育的决心和行动。

　　而且，我国是一个有着早婚早育传统国家，而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之一是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否则就是无效婚姻。因此，过高的婚龄必然会把一部分适婚青年挡在合法婚姻之外。有些人或虚报年龄骗取结婚证，或“未婚同居”不要结婚证。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给他们一张婚姻“通行证”有利于保护社会上事实存在的“无效”或所谓的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

　　@喻洁：从法律上而言，18岁就已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决定自己是否结婚。将法定婚龄降为18岁，也并不意味着到了18岁就一定要结婚生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业、买房、养孩子的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晚育，若将法定婚龄降为18岁，可给晚婚晚育人群带来结婚生子的压力，也可促进我国人口生育，改善人口结构。

　　@李兆清：18岁已经成年，但很多18岁的人并没有真正独立，尤其是经济上没有真正独立，有的甚至在啃老。把法定婚龄降至18岁，仅是简单考虑人口数量增长。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是为了扩大人口红利。时下竞争日趋激烈，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比单纯增长人口数量更为重要。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定婚龄都不超过18岁。其实，我国过去的婚龄是比较低的，新中国成立后，婚龄才逐渐提高，1980年的婚姻法就提高为男22岁、女20岁，2001年修改时仍维持了这个高位，在世界各国来看这是最高的。婚龄提高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人口增长过快，而提高婚龄是控制人口数量与增长的有效途径。

　　而近年来，我国不孕不育症呈上升趋势，这与生育年龄提高有关。我国现在婴儿出生缺陷率较高，而高龄孕育则增加胎儿畸形和夭折风险。从这一角度看，降低婚龄可以有效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但是，从其他方面来说，也存在忧虑，比如有网友说的“结婚不仅仅体现在一种能力，更应该体现在一份责任。基于此，一个18岁的人，也许还在大学就读，如果结婚生子，如何承担完成学业、抚养孩子、就业等一系列难题?”

　　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否降低婚龄，不想结婚的依然不想，想结婚年龄根本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而且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婚姻变得更加自主。人们更加愿意根据自身经济等发展状况来规划自己的婚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确定人们的结婚年龄。我认为婚姻的实质是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度一生，这无关乎年龄。

要想了解2016年国家公务员面试，首先要知道面试的测评要素。在国家公务员面试中包括九大测评要素，即综合分析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应变能力、计划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求职动机与拟任职位的匹配性、专业能力、自我情绪控制能力以及举止仪表。这九大要素又称为通用要素，是国家公务员面试中必考内容，考试吧公务员考试网专家认为，除了这九大要素，在具体部门的国家公务员面试中有些部门还会结合岗位特点自设一些测评要素。不过，在面试中通用要素仍是考察的主要方面。

　　1.综合分析能力

　　综合与分析是辩证思维的一种方法，也是公务员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这项测评要素考察的是考生对政府政策、社会现象是否有清楚的认识，有正确而全面的理解。它不仅要求考生能明辨是非，还有能从整体和部分两方面深入分析事物的联系、本质，并提出解决对策。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家，但是据统计年轻人占绝大比重。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2.言语表达能力

　　言语表达能力是公务员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在面试中这项测评要素贯穿于考试的始终，因为考生在回答问题时就是一种言语表达能力的体现。这项能力主要包括一下一个方面：理解他人的意思;口齿清晰，语言流畅;内容有条理;赋予逻辑性、他人能理解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用词准确、恰当、有分寸。例如：请以“感恩”为主题做一篇演讲。

　　3.应变能力

　　应变能力指的是面对变化的情况和突发事件，迅速作出反应，采取恰当方法和措施予以妥善解决的能力。它一般要求考生在遇到突发问题时保持情绪的稳定，对突发事件能够整体的驾驭，遇到复杂问题是能分清楚轻重缓急，对突出问题能够迅速解决。例如：某地方发生地陷，造成多处房屋倒塌，村民恐慌，作为当地负责人，你怎么处理?

　　4.计划组织协调能力

　　计划组织协调能力指的是对自己、他人、部门各项活动做出计划，合理高效地安排时间和调配资源，并对在此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矛盾冲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协调的能力。简言之，这项能力包括三个方面，即计划、组织、协调。在落实工作前应该有合理而切实可行的计划，落实工作中安排好各方面资源，同时要协调好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沟通它考察的是考生的执行力的能力。例如：单位里要组织老干部去旅游，由你负责，你该怎么办?

　　5.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

　　在国家公务员面试中，人际交往的能力也是一项重要的考察方面，因为公务员在工作中要与各种人群沟通，包括同事、上级、群众、其他部门等，因此有良好的人际交往的意识和能力是很重要的。在面试中，这项能力主要包括：人际合作的主动性，对组织中权属关系的意识，人际间的适应，有效沟通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灵活性与原则性。例如：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面对亲人找你办事时，你会怎么做?

　　6.求知动机与拟任岗位的匹配性

　　求职动机是指在一定需要的刺激下，直接推动个体进行求职活动以达到求职目的的内部心理活动。个人的求职目的与拟任岗位所能提供的条件相一致时，个体胜任该岗位工作并稳定地从事该工作的可能性较大。通俗的理解就是考生报考这个岗位的目的和原因是什么，考生的自身素质和需求是否与岗位的要求相匹配。这就要求考生对自己以及求职动机有很透彻的认识，同时对所报考岗位的职责和要求也有清楚的了解。例如：1.请介绍一下你的家庭。2.对于公务员岗位，你是把它当成一种事业还是一种职业?
7.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考察的是考生对自己所报考的部门和岗位的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在近几年的国家公务员面试中关于专业能力的题目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司法系统、银行系统、国税系统等部门的面试中，对专业能力的要求尤为突出。例如：1.什么是流动性风险?银监会可以采取哪些监管措施对其进行控制?2.什么是绩效管理?

　　8.自我情绪控制能力

　　自我情绪控制能力指的是在受到较强刺激或处于不利的情境中时，能保持情绪稳定，并约束自己行为反应的能力。在国家公务员面试中，情绪控制能力的考察主要体现在考生在考场上的心里紧张的控制状况。在面试考场上，考生面对不熟悉的环境和多位考官的注视，势必会产生心理压力，而在压力下能做到头脑清晰，表达流畅，这就是对自我情绪的控制。

　　9.举止仪表

　　在考场上，考生呈现给考官的不仅仅是答题的内容，还包括外在的举止仪表。具体包括：穿着打扮是否得体;言行举止是否符合一般的礼节;是否有多余的动作等等。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在全面放开二胎之后，怎么能避免“登记服务”沦为变相的“登记审批”?怎么避免个别基层部门“穿新鞋走老路”?虽然，目前已“全面放开二孩”，但并不是“全面放开生育”，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央明确不再对生育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实行审批的情况下，还存在一个“合法性审批”：怎么证明你生育的不是二孩以上的?事实上，之前很多完全符合生育条件的初婚初育家庭，在办理“准生证”(生育服务证)时，就遭遇过各种各样的刁难。各级人口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等职能单位，在废除了有形的“准生证”之后，还要在心理废除传统的“审批”心态，要想方设法为夫妇生育服务，包括不将计生、生育登记等与落户挂钩等。

　　@京华时报王石川：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是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取消两孩生育审批，是中央兑现和保障公民生育权的大礼包，更是减轻抚养比压力的重要举措。这一新政的落地，关联到基层计生官员的转型，更关联到公众生育权能否切实得到保障。因此更需警惕，在基层生育服务的实践中可能发生的阳奉阴违、明放实收、边放边收等怪状况，从而导致中央政策被异化和虚置。可见，若要政策顺利贴地而行，还需要辅以更细致的配套制度，尤其是责任机制。

　　@南方都市报朱忠保：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生育备案制”，就是在夫妻生孩子之前，只要到计生部门备案，向政府报告一声：我们 要生孩子了!生孩子之后，到派出所给孩子上户口，同样是一种登记。虽说 取消了“准生证”，但 既然需要到计生部门备案，那么，如果 计生部门不予备案，就等同于不给“准生证”，仍然让你生不成，等于 没有拿到生育指标，那么生下的孩子仍有可能会被视为超生，仍然可能成“黑户”。即使不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给孩子 上户口时，仍然会遇到困难与麻烦。这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防止新的计生政策在执行时走样。

　　@人民网蒋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究竟是“先上车后买票”，还是“先买票后上车”，还不太明确。如果是生完孩子再登记，生育者不用再担心生孩子前被“卡脖子”，这是利好。但事后登记会不会被找茬，还得观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登记将与落户相连。“拒登记无户口”会否成为基层管理部门新的“杀手锏”?倘若是先登记再生娃，更得防止登记制沦为准生证的“变种”。地方对“登记服务”的性质如何定义，基层管理者对计生工作新常态的理解与执行，对有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影响巨大。李克强总理曾怒斥“处长治国”，意思是高层政策在落实中被“中层”拦截与打折。而对老百姓来说，别说处长这样的“大官”了，就是一个办事员也能让群众跑断腿。

　　在全面二孩之前，准生证给很多人带来了麻烦，甚至还成为一些政府人员和机构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现在取消它，可以说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恢复了政府的公信。

　　取消准生证，体现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准生证在过去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但其实际效果除了体现折腾性，对于控制人口并没有多少助益，真正想超生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个证，现在取消了准生证，政府不再有这项服务，不仅减少各种折腾，还会省出多少人力物力，减轻公共财政的负担。

　　不得不说，取消准生证，对政府和民间都是一件好事。希望各地能够尽快扫清“准生证思维”所带来的不良习气，消除各种潜规则，搞好生育服务，要避免将生育服务证异化成准生证的变种，避免将生育服务证与报户口挂钩，避免各种替代性的土政策卷土重来。要发挥互联网+的精神，让民众一点鼠标就能得到有效的服务，真正做到便民为民。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才让多吉：1994年7月，7岁的梅根在美国新泽西州汉密尔顿镇的家门口玩耍时，被邻居杰西骗到家中强奸并勒死。杰西之前有两次猥亵儿童罪被判刑的前科，刚刑满释放搬到汉密尔顿镇的杰西，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梅根事件震惊了整个新泽西州，人们认为如果大家知道杰西的案底，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在梅根被害89天之后，新泽西州长签署了美国第一个“梅根法案”，强制居住在新泽西州内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记。1996年5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联邦“梅根法案”，要求全美在互联网上公开刑满释放性罪犯分子的出生日期、近期照片、身高、体重、住址、驾照号码、驾驶车辆等所有信息，并且留蓄胡须和改变容貌都必须向警察报备。在华盛顿州，如果释放的性罪犯搬迁，警察会挨家挨户打电话通知居民罪犯的姓名和住址。可是，在我们这里，即便是法院判决后认罪的性侵儿童罪犯，媒体报道时居然也采用匿名。是我们更注重保护犯罪分子隐私权吗?我还见过某次电视新闻报道中还给性侵儿童的恶棍打了马赛克，在这些“虚伪”的背后，我分明看到对儿童权利的漠视。对于某些键盘族和公益人士，如果你们坚持认为女童普及性知识和发“防狼水”是防止性侵的主要方式，我只能说，你根本不爱孩子。我是认真的。爱孩子，爱同类，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人民网蒋萌：曾经的“有罪推定”导致了一些恶性的屈打成招，一些冤案后来的昭雪令社会震惊并反思。所以，当下的法治强调“疑罪从无”，定案必须以有效的证据链条作为依据;否则，有嫌疑缺证据还是会被认为无罪。显然，当下的法治理念更人性化，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但也须指出，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过度从宽，可能加剧对社会的潜在危害。在“疑罪从无”的辩驳下，执法者的不作为会不会也被轻描淡写地带过?说到底，在包括司法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处于改革的进程中，什么是到位而不越位，什么是补位而不缺位，什么是对位而不错位，其中的“度”的把握十分关键。如果“度”的问题掌握不好，好的初衷也可能走向消极的反面。在隐私保护的问题上，如今也存在过犹不及。尤其是对性侵害类罪犯，有关犯罪事实算“隐私”吗?如果将切实的罪行归入“隐私”范畴，又将公众的知情权与自我防范权置于何处?

　　@南方都市报：保护儿童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中之重。无论是遭遇灾难还是分享欢乐，大家都会强调儿童与妇女优先。全世界大部分文明国家都严格遵守的“国家亲权”原则，国家是儿童的最终监护人，保护儿童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法律制度的残缺，行政和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以及缺乏儿童权利最大化的社会共识，是导致未成年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而且在我们这里，即便是法院判决后认罪的性侵儿童罪犯，媒体报道时居然也采用匿名。是我们更注重保护犯罪分子隐私权吗?我还见过某次电视新闻报道中还给性侵儿童的恶棍打了马赛克，在这些“虚伪”的背后，我分明看到对儿童权利的漠视。

　　近年来，未成年被性侵的新闻屡见报端，也让我们更加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统计显示，我国现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3.67亿，占到总人口的28%。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对家庭，乃至社会负责的表现，让每个儿童免于侵害(不只是性侵害)，更是我们成人责无旁贷的义务;让孩子安全、有尊严地长大成人，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而在现实中，很多人对于受害者不是同情，而是指指点点，影响其正常生活，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这种伤害，除了给当事人带来严重的后果，也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伤害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对于危害他们健康的违法分子，相关部门一定要严惩，不能找各种借口推脱，导致更多的未成年人受到伤害，而且对于有侵害未成年人案例的人员，一定要做到提醒与监督，这样是对孩子的保护，也是法制社会所必须的。

高校学生物质条件比较好，也有家长的溺爱，所以动手能力不强，抗压能力比较弱，受到一点挫折就会放弃，自强自立的能力比较弱，不利于学生以后到社会上发展，所以该高校设计“勤劳奖学金”目的在于鼓励学生自立自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奖励，从而激发学员的积极性，也在以后再社会上发展积累一些经验，增强抗压能力。该高校做法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热爱劳动，自立自强的奖励标准怎么评判，怎么设立，没有明确的说明;其次，由于标准不清，所以在评选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况;第三，用设置物质奖励的方式鼓励学生会让人误会过于功利化。

为了让该学校的做法能够更好的执行，应该做好完善和调整：一.如果继续沿用此种做法，一定在执行过程中做好监督，设置评判标准，落实好，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说明获奖学生热爱劳动，自立自强的表现，具体事迹;二.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比如精神奖励或者其他方式，尽量减少用物质激励的方式，也要做好和家长的配合工作，防止引发学校和家长的矛盾。

在面试的总结阶段，面试结果的处理工作包括综合面试结果、面试结果的反馈以及面试结果的存档。

晚点发生了、滞留出现了，救急肯定是当务之急。如何设计更好的进站路线，如何进一步缩减程序流程，如何更好地改进站内空间布局，提高管理效率，都是需要回答好的问题。

　　广州火车站，可以说是春运的一个“地标”。据报道，2016年春运的返乡高峰中，受连日暴雨和设备故障等因素影响，广州火车站再次遭遇挑战，最高峰时超过10万旅客滞留广场及周边地区。

　　广州是春运的“关键点”，而广州火车站无疑就是“压力点”。2008年南方冰灾时，广州站曾发生大面积旅客滞留。人群将晕倒的女孩托举而出的画面，可谓中国春运的代表性场景。去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日均发送乘客超过百万人，这么巨大的客流量，无论哪个环节稍有差池，就难免出状况。

　　这些年来，春运发送人次虽然不断增多，紧张状况却在不断缓解。高铁运能大大提升，航空分散更多旅客，私家车出行也越发普遍。交通运输是一个系统，火车站只是一个“终端”，几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反映在车站。广州火车站的大面积旅客滞留仍然让人看到，影响春运的因素如此之多，仍需不断舒缓春运的“压力点”，让回家的路更顺畅。

　　晚点发生了、滞留出现了，救急肯定是当务之急，火车站能做的工作很多。从改变列车值乘人员作业流程，到呼吁乘客不要盲目提前候车，再到增开列车替换晚点较多的车次，相信从来就不缺考验的广铁集团，应能处理好这些状况。长期来看，如何设计更好的进站路线，如何进一步缩减程序流程，如何更好地改进站内空间布局，提高管理效率，都是需要回答好的问题。毕竟，谁也不能保证春运期间总是风和日丽。

　　去过广州火车站的人都知道，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站，候车厅相对比较狭小。数据显示，广州火车站站内11个候车室及大厅同一时段仅能容纳2.3万人，车站广场搭建的16个临时雨棚同一时段仅能容纳2万人。而因为在城市中心区，改造扩容的难度也很大。从这个角度看，如何随着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处置好火车站这样的交通枢纽，确实也是应该考虑的事。

　　应该说，在应对春运上，技术手段大大进步了。今年，各地纷纷发布春运“大数据”，这样的数据不仅是事实记录，更不仅是成绩展示，而应该成为实实在在的工作参考。哪些道路上车辆多、哪个方向乘客多、哪些车站候车者多，在数据支撑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资源调配、预案管理，相信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同样，实时监控的录像、方便快捷的网络，都是可资利用减轻压力的手段。

　　一头牵绊着最广大的乡土中国，一头则深入最轰隆的世界工厂，广州火车站可说是当代中国从“固态社会”向“液态社会”转变的符号。相信未来，随着更方便快捷的春运和更科学高效的管理，这座火车站或将成为“发达中国”“现代中国”的象征。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不良商家之所以敢用罂粟壳，无非是认为他们被查到的几率太小，而自己又非常熟悉监管部门的执法节奏。倘若监管部门盯住火锅店、卤菜店等添加罂粟壳高发的领域，将不定期抽查检验长期化、固定化，相信自然会形成强大威慑力。我们目前对餐饮业添加罂粟壳的法律处分，也难说严厉。此前曝出的许多餐饮店添加罂粟壳的例子中，店主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一般也就判一年刑期以内，罚款也在一两万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是判处缓刑。餐饮添加罂粟壳涉嫌欺骗他人吸毒，建议司法机关适时介入。如果不能通过更多鲜活的执法案例来体现，那法律就会是形同虚设。

　　@京华时报顾昀：这次曝光的35家餐饮服务单位，遍及全国各地，从北京到杭州，从上海到重庆，都有餐馆、小吃店上黑名单。这说明，非法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或罂粟粉，或已是普遍现象。这背后必然有相应的销售供应渠道，甚至已形成庞大的黑色产业链条。以往就有报道，在调料批发市场，有店铺公开兜售“能把客人留下来”的香料。如果只是惩罚餐饮服务端，而不顺藤摸瓜，严惩背后的生产和批发商，执法行动仍只是行在半路，并未大功告成。倘若任由这些幕后黑手到处为害，就难以将相关违法行为连根拔起，全力维护消费者权益。这就像抓走了小鸡，却把生蛋的母鸡留下了，以后还不是照样鸡生蛋、蛋生鸡，祸害无穷。

　　@人民网蒋萌：有涉事餐饮公司辩称，是采购的调料里有问题，自身并不知情，仿佛餐厅是无辜的，顶多属于“采买不当”。问题是，人心隔肚皮，餐饮公司此前究竟知情与否，是否存在故意，鬼才知道!在此情况下，所谓“有关部门已经排除了我们主观上添加的嫌疑”，是否显得草率?照此逻辑，有关餐饮经营者是不是都可以将涉毒的责任推给“上游供应商”?或只接受轻微处罚。当然，外界不能排除餐饮企业确实不知情的可能，但同样存在有关企业装作不知道的可能。此时，有关部门的调查与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排除某些餐饮公司主观故意”，是否禁得住推敲?在权力腐败多发的当下，公众可能会想：调查人员有没有被“公关”乃至受贿?必须警惕查处避重就轻，让害人者逍遥法外。

　　@四川在线郭克林：在被查处的餐饮企业中，有些企业属于当地的传统品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字号”。这些企业行为既不道德，又涉嫌违法犯罪。因此，对于这些企业既要在道德范畴予以强烈谴责，又要让其敬畏法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绝不能让违法者逃避依法问责。然而，依法问责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些餐饮企业，而且必须对监管部门未能依法履行监督责任与义务进行问责。问责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提高依法行政的执行力;问责只有把政府职能部门监管和违法企业有机结合起来，依法问责才能“药到病除”，才能使依法问责真正起到事半功倍的社会效果。

　　只有通过依法严厉问责，并依法实施顶格处罚，才能让违法企业付出应有的经济代价，并将违法企业和企业法人代表同时列入黑名单，才能让违法企业加大违法成本。只有让企业法人代表和负责人敬畏法律权威与尊严，食品安全是“管”出来的，才能成为监管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只有通过依法严管，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才能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福祉。

　　@百度百家陈广江：观察35家被曝光的餐企，不难发现，基本都是一些小吃店、小饭馆，甚至是冒牌店。根除食品里的“鸦片”，首先是公权的责任，但也是市场和消费者的责任。事实证明，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从源头上杜绝食品“鸦片”，必须要走一条社会共治之路。只有形成各方有效互动、有序参与、有力监督的共治格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限的政府监管力量与无限的监管对象的矛盾。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是“管”出来的，也是“吃”出来的，企业、政府、社会组织、消费者都应尽一份责，形成人人监督食品安全的天网，让不安全食品没有市场，让生产经营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让不法分子无处藏身。当然，在社会共治的共识下，如何鼓励、支持公民有序、高效地参与食品安全执法，是政府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

　　在生活中，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家小店的食品特别有味道，隔一段时间不去，就有一种“缺点什么”的感觉，而这就是罂粟壳的“功劳”，这一现象也给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很大隐患。

　　罂粟壳之所以屡禁不绝，究其原因，一是被发现的概率低，而收益极高。一些不法摊主往往把罂粟壳碾成粉末，加进调味品中，闻不见、看不到，发现难、检测难，还易操作、成本低。二是打击力度不够。食品领域制假售假、违规使用添加剂等猖獗，就是因为平时一旦被查处也大多是罚款了事，即不疼也不痒，接下来还照旧，因此为了利益商家血管里早就没了道德血液。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都是人们思考的焦点，为了保障人们“舌尖上的安全”，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然而，法律法规再完备，规章制度再完善，如果没有政府职能部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的落实，也等于是画饼充饥。

　　保障公众“舌尖上的安全”，不仅要建立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还要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让法律真正发挥实际约束作用，只有将二者完美的结合起来，才能编织出一张确保食品安全的“天罗地网”，从根本上保障人们饮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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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华时报朱达志：我认为，这其中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该县主要领导的法治观念、公民权利意识非常淡薄。所谓淡薄，并不是说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观念和意识，而是明知却有意忽略，不把公民的法定权利和自由当回事。“法”在他们心目中，只是“法制”的工具，即法是用来“管百姓”的，而不是像“法治”那样，一方面“管官”，另一方面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第二，该县的副职领导和处于决策边缘或外围的部门官员们，明哲保身，不敢也不愿对领导的金口玉言说半个不字。这不能全怪他们，因为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还不足以让他们可以面对类似问题奋不顾身，何况这样做也未必会有多少实际效果。

　　@人民网蒋萌：这事还涉及另一个问题——歧视。禁止复婚和双方均属再婚者办酒席，也就是说，相对于“初婚”，上述两种情形被剥夺了“办酒席权”。剥夺的依据是什么?哪条法律规定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婚宴指标”?县政府又怎么知道人家上次结婚办没办酒席?说白了，压根儿就没有“婚宴指标”这回事儿。这种禁止无非是认为复婚和再婚者“低人一等”，折射出某些权力者不但“法无授权却乱为”，而且对“二婚”怀有深深的贬义。凤冈县出台这样的规定，难道就没想过会出现民意反弹吗?或许，某些权力者早就习惯了傲慢与偏见乃至“霸王硬上弓”。即便被网友与媒体棒喝，顶多撤回“不当文件”，某些人官照当，似乎“无伤大雅”。

　　@新快报张贵峰：在反“四风”背景下，地方政府出台“规范操办酒席管理办法”，当然并非没有完全意义和价值。但具体到上述凤冈县这份“操办酒席”规范，又不得不指出，该规范本身就存在十分明显和严重的“不规范”问题，涉嫌逾越了起码的法治界限。

　　首先，该“规范”所规范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国家公职人员”或者说“党员领导干部”，而是进一步延伸扩展至“凤冈县辖区内的所有城乡居民”。毫无疑问，对于并非国家公职人员、党员领导干部的城乡居民来说，操办奢靡的酒席宴请，固然确实是一种不良习气，但只要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侵犯他人合法利益，那么这种习气就只是“个人自由、权利自主”范畴内的问题，政府公权力根本无权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随意介入干涉、任性滥权地进行所谓的“规范”。再者，即便将上述“操办酒席管理办法”的范围局限于“国家公职人员”，诸如“复婚、再婚不准操办酒席”这样“一律禁止”的严苛“规范”，事实上同样也是明显越权越界。一面要“规范”他人，但另一面自身轻率出台的却又是显得十分不规范、超越基本法治规范的“规范”，不仅违背了“法无禁止即自由”公民行为法治规范，更逾越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府行为法治规范。

　　@光明网张玉胜：过多过滥的酒席，既造成了人们精力与财力的极大浪费，也背离了团圆喜庆和礼尚往来的原始本义，更严重污染了淳朴文明的公序良俗，其借机敛财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觑。民众期待由政府出手刹风治乱的迫切心情不难理解。但如何实现回应民意与遵法守纪的并行不悖，着实考验着政府的法治思维和管理智慧。正如着名行政法律师张新年所言，如果这些管理办法仅针对当地公职人员，属于内部管理，是可以的。但对群众来说，政府没有权力把城乡群众的红白喜事也纳入其管理中。这侵犯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也将有损政府公信。

　　其实，根据许多地方治理民间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等酒席乱象的经验，采取由村民自治渠道拟定出达成共识的“村规民约”，不失为可行与“双赢”的选择。政府的职责，就是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相关规定，指导和帮助各乡村将操办酒席事宜的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范畴，并引导村级组织和广大民众务实践行好相关要求。“禁复婚再婚办酒席”入红头文件，折射出当地政府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政”方面的欠缺。人们期待当地在力促形成不想滥办酒席、不敢滥办酒席、人人勇于监督良好氛围的同时，也认真反思权力滥用的行政“乱象”，收敛一下习惯于“管太宽”的政府之手。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婚丧嫁娶习俗，在相互攀比中渐渐变了味，甚至有些人借复婚再婚敛财，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都给当地一些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可以说，贵州凤冈县为规范管理酒席操办乱象施，其初衷是好的，但以“红头文件”方式来干预百姓“私事”，却难脱权力滥用的舆论质疑。

　　其实，公权力更应该对公职人员予以约束，而对于民众生活，行政权力则应避免过度干预，否则不光会有越界之嫌，还会损害公民权利，作为政府应该合理行使自身权利，不应该自作聪明，歧视某些特定人群，不仅对群众是一种伤害，也会损害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影响公信力。

　　法治社会，各地方干部应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对于变异风俗，政府要采取一些奖励、激励民间风气向上的政策，慢慢改变民间的陋习，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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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刘雪松：一个班有七八个孩子不希望父母再生弟弟妹妹，很正常。可旁观者却放大了这种所谓的矛盾冲突，将不谙世事的孩子，归咎于生来就这么自私。这种把几个孩子闹着玩的事情，拔高到“反弟弟妹妹联盟”的程度，很容易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的误导，也过早地把这一代的“老大”们，放在了成人社会的对立面。面对这一部分孩子的不懂事，父母不能不懂事，成人社会不能不懂事。如果你说不出有兄弟姐妹那种血脉亲情的人间乐趣，那么，请告诉这部分看起来很不乐意的孩子，分享这个世界的美好，也是做人必备的品质，这是大人们应有的责任。生，或者不生，不是取决于“老大”，而是取决于大人教育引导孩子的方法。父母要有尊重“老大”的意识，也要有引导“老大”的责任，此时，父母最不该做的就是放大并迁就“老大”的情绪，给自己生不生二胎的摇摆不定，寻找一个借口。

　　@人民网蒋萌：有卫视频道搞了一档叫《二胎时代》的综艺节目，在几个明星的家里突然“空降”二孩。从第一期节目看，“老大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适、吃醋、哭闹，还有孩子说“喜欢别人家的妹妹，不喜欢自己家生妹妹”。但是，“老大们”也对弟弟妹妹流露出善意与一定程度的谦让，让成年人看到了孩子们的纯真与善良。不光明星家有“二孩困扰”，我看到亲戚家的“大娃”听妈妈开玩笑说生弟弟妹妹时，也一脸的不愿意。还有同事在微信朋友圈讲孩子看到新闻说“放开二孩”，哭诉“不要弟妹，没得商量”，令爹妈哭笑不得。所以，“反弟弟妹妹”的情况不是个别，一些家长有此忧虑也不是矫情。毕竟，“只生一个好”实施了多年，许多家长将“全部的爱”都给了大娃。当大娃面对突然有“入侵者”要分享爱与资源时，会有本能的抗拒。这是自私，又是人性使然。只有正视人性的这种特质，才能在平和的心态下去求解。对于想生二孩的父母，确实要考虑好自身有没有能力(包括经济、精力、情感)去承担一个新的生命。同时，如何平衡大娃与二娃之间的爱，也是为人父母者必须要学习的。如果家长都没有心理与现实的妥善准备，要孩子去欣然接受冷不丁冒出来的另一个弟弟妹妹，现实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会有更多成熟的父母以及和谐的四口之家。社会也好，家庭也罢，对二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这很正常。

　　@长沙晚报邓海建：这样的“联盟”当然表达的是孩子的情绪，但几个孩子就代表“青岛小学生”这样的夸张大法，显然有点不知所以。别说多个弟弟妹妹，就是领养个小宠物，“老大”还有表决愿意与否的自由。其中有反对的，也有满心欢喜的。我们常说年轻父母的二孩意愿不高，不少城市大概也就在“三成”左右的民调比例。但“老大”的世界显然没有成人那么复杂。如果当真做个调查，看看多少孩子愿意接纳小弟弟小妹妹，我觉得恐怕这个比例不会太低。那么，故意放大“老大”对二孩的不满，以此渲染二孩意愿落地之难，甚至拿出“联盟”来佐证生二孩不易，是否太过“观念先行”呢?

　　再说了，在孩子的世界，角色扮演是无须纠结的事，就算当真有个“反弟弟妹妹联盟”，亦非牢不可破。它更像是一种“课外活动”。大人要不要生孩子，都是大人的事。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情况，就算挺逗的“反弟弟妹妹联盟”摇旗呐喊，家长若当真想生，那又有几成生不成的呢!

　　@红网若无：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许多80后的父母们准备给家里再添一员，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家中的老大可能会对此有情绪。虽然大孩的反对并不能成为“生不生二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也应该取得大孩的理解。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多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就意味着多了一个人来分享家庭的关爱，自然是不愿意。

　　许多人会觉得现在的孩子过于自我、很自私，就更需要多一个人来陪伴他，不然以后长大了这样的思维很不利于发展。但笔者以为，现在的孩子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也是由家长灌输的，在生活中形成的。孩子本是一张白纸，他们现阶段的自我意识都是家长的认知在他们身上的折射，不能总是用成人的思维去看待孩子的世界。

　　“二胎政策”的全面实施，家长应该做的是对大孩的疏导和教育，让他们知道即便是多了弟弟妹妹，原本给他们的爱和关注也不会减少，让他们参与到弟弟妹妹的照顾中，建立一种哥哥姐姐的责任感，让他们参与二孩的成长中。攻破“反弟弟妹妹联盟”的关键还在于家长的态度，要将一碗水端平，才能消除大孩的顾虑。

　　@重庆时报：不得不说，现在这种不考虑外部环境的想法实在有些想当然。首先，当大家庭不再是常态，家庭结构之间有了差别，有了比较，孩子自然会有感觉，这种问题如果不进行提前干预或者及时劝导，或许就会对孩子的成长带去困扰。其次，如今养育的目的与过去不同，在物质短缺的年代，安全养大就算不错，但现在要让孩子的身心都能健康成长，需要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所要照顾的领域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但是这样强调关注孩子成长过程的重要性，并不是让家长走向溺爱孩子的极端方向。很显然，如果家庭在养育多个子女的过程中，不出现重男轻女等其他重大差别对待的情况，有兄弟姐妹相互守护成长的童年，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的正面效应是完全可期的。

　　当孩子们因为某种情绪组成了所谓的“反弟弟妹妹联盟”，我们不能把它当个笑话一笑而过，更不能当成天大的事而忧心忡忡，需要以平常的心态来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变化。每个家庭或学校遇到这样的孩子和学生，需要做的是心平气和倾听孩子的声音，让孩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担忧和情绪，就算不能立刻化解心结，让孩子宣泄一些也是好的。因为，相比于孩子的不满情绪只在同龄人当中恣意发酵，它们能够在大人和长辈面前表达出来，便是妥善化解矛盾的前提。

　　自国家出台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坊间就传出很多大孩如抵制爸妈要二胎消息，其中有跳楼的，有割腕的，有提出提前分家产的，等等，而如今更有甚者，这七八个孩子居然联合在一起搞起了“反弟弟妹妹联盟”，虽然说小孩子的“联盟”有点像过家家，但是，社会却不能拿这个当作笑话，应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

　　小学生建立“反弟弟妹妹联盟”，只是怕出生的弟弟妹妹“抢”了父母的爱，故而将满腔怒火撒到二胎身上，把这个尚未出生的弟弟妹妹视为敌人，其实，作为孩子的心理，这样的想法也是能够理解的，从小就是家里的宠儿，突然多了一个人来分宠，自然是不愿意。

　　“反弟弟妹妹联盟”莫当儿戏。引导适宜，处理得当，小则利于家庭和谐，减少“养育”成本，保护孩子健康成长，大则有利于重塑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树立正确的家庭观价值观，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不过，说实在的，生不生二胎，“反弟弟妹妹联盟”未必能起决定性作用，唯有降低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降低生二胎的恐惧，才会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生二胎的队伍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