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墨家经济思想的消费论。

义利观是孔子经济思想的灵魂，是儒家对物质财富的基本态度。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把财富和伦理观念严格结合起来，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里，他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看作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自然倾向。“子罕言利”。伦理对财富获得的限制，意味着财富的获得要服从于伦理标准，即相对伦理规范而言对财富的追求要退居于次要地位。墨家和儒家一样是战国时代的显学，是与儒家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家是小生产者阶层的代表。墨家是最早的公开以利为哲学基础的先秦学派。不同于儒家的义利观，墨家以利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以利不利于人为判断义与不义的标准，利于人就是义，不利于人就是不义。“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篇》）“义，利也。”（《墨子•经上》）墨家言利的最重要方面是主张“交相利”。其基本内容是“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交利必须做到人己两利，更不能亏人以利。孔子坚决不赞成儒者或士人阶层直接参加生产。而墨子学派亲身参与生产且自苦为极。墨翟认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决定于“生财”（生产）和“用财”（消费）两个方面的情况和相互关系。他称：“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农业生产搞得好而财富的使用或消费又适当，财富就能充足。墨翟认为，要增加生产，则要增加劳动力，强调“赖其力者生”（《墨子•非乐上》），而不是提出改进生产技术。所以，墨翟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主张增加人口的，并提出了很多增加人口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就是主张节用。他认为：“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墨子•七患》）就是说，尽管生产得很努力，如果消费得多，仍无法使财富丰裕，因此，要实现国富，决定性因素在于节用，只有节用才可使财富成倍地增长。

其商品价值论散见于《经说上、下》、《经上、下》。其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已有所区别，《经说下》说，“为屦以买，不为屦也。”制成屦以购买别的商品，对制屦者本人来说，它已不再作为屦来使用了。同时代的亚里斯多德也有相似的看法，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既用来穿，又用来交换。同时，墨子认识到商品具有它的内在价值，价格的高低以此内在价值为依据。商品的成交价格无所谓贵贱，只要经过买卖双方的详细评定以后，这种价格反映商品的内在价值，即所谓反其价。他已认识到能正确反映价值的价格是最适当的价格。对等价交换也有所认识。但同时，墨家也认为商品价格是由主观决定的，“宜不宜”，在于“欲不欲”。

墨子是中国古代谈人口问题的第一人。墨子以前，越王勾践第一次强力推行人口增殖政策。墨子以后梁惠王与秦孝公，都厉行人口增殖政策，但他们的人口增殖政策完全是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形势。墨子提倡增殖人口不是从军事着眼，而是从发展社会生产着眼。他的富国众民之术，不能以扩充领土方式为依据，必须在一定领土上增加人口数量，墨子认为只要采取节用政策，天下财富就可以加倍，但人口难于加倍。

要求门徒生活上清苦，以自苦为极。但对普通民众虽有具体标准，但并非太低。

铁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及其支持者纷纷著文或上奏要求建造铁路，而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造铁路的理由由刘锡鸿集其大成，钟天纬对它进行了逐条批驳。
第三阶段建造铁路的思想更加发展，何启垣认为铁路是“振兴之祖”，主张县县通铁路。造铁路需要巨额资本，多数主张发挥商人的积极性，由商人承办。何启、胡礼垣提出要“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而张之洞在拟办粤汉铁路湖南段时仍发表了一套官督商办、官商分权的理论。孙中山也非常重视铁路建设，提出以铁路多少为衡量一国贫富的标准。他的《实业计划》即以铁路建设为重点。

首次提出利为哲学纲领，利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以行为之利人与否以为断，利于人就是义，不利于人就是不义。儒家以伦理规定利，墨家以利规定伦理。利字贯穿墨子的学说和行为。墨子的利是广义的，主要指物质利益，但也不仅指物质。利的范围十分广泛，只要使人喜欢的的事物就是利。但利民的具体内容最终归结为物质财富.如将利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其利与不利的标准是，利是利多害少，不利是害多利少。墨家的主要方面是交相利。从兼爱推出交相利。墨子重视功利，但他不是一个个人利已主义者。把个人利益与整个集体利益揉和在一起。提倡交利，通过自利达到互利。

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在分工方面，他已意识到有社会分工及一个生产单位劳动过程的分工。意识到有一种地区分工和按性别进行的自然分工。认为脑力劳动也有分工，和体力劳动者从事生产的劳动一样，是一种职业上的分工。但墨家对于为什么要分工以及社会分工和生产过程上的分工的本质差别何在不清楚。

只反对厚敛，不反对正常的租税和关市之征。

中国古代贵义贱利思想占主导地位。它的积极作用是对人们的求利活动有所制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消极作用是对人们的求利活动束缚过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进入近代以后，有些思想家如薛福成、陈炽都对贵义贱利思想进行了批判，这对解放人们的思想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也存在贬低义的作用的倾向。严复主张义利合，是把义统一于个人的“长久真实之利”，实为对义的否定。何启、胡礼垣则根本不谈义，他们所主张的是一种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孙中山提出要恢复道德文明，主张发扬经过改造的传统道德规范，实际上是重新肯定了义的作用。

中国古代黜奢崇俭占主导地位，也有少数思想家指出奢侈的积极作用。魏源一方面肯定俭是美德，另一方面又主张富人崇奢，理由和古代的说法相同。到第三阶段有些思想家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讨论奢俭问题。谭嗣同、梁启超都批判了黜奢崇俭，主张富人投资新式企业以求利，严复则肯定俭的积极作用，又批评了守财奴式的俭，主张将节省下来的财富用于投资。他还提出消费和积累要保持适当的比例。
一种是相对人口过剩思想，如薛福成和陈炽，认为只要发展机器工业，人满之患就可以解决；谭嗣同认为通过世界范围的移民可以解决局部地区的人满。主张不存在人满之患的有包世臣、梁启超、廖仲恺、孙中山等，他们大多从发展农业的潜力来说明中国的人口没有达到饱和点。廖仲恺、孙中山都批评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