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近代货币思想发展的趋向。

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通必要量成反比“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减万缗，使流转于天下，何患钱之不多也。”认为货币数量再多，如果只是聚于一人之家，对商业活动毫无助益，如果能够流动，流动得愈频繁所创造的景气扩散效果愈大；
⑵沈括还注意到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他说“钞之在民以千万计。今钞法数易，民不坚信。不得已而售钞者，朝得而夕贸之。故钞不留而钱益不出。”

⑴企业经营思想
①产品创新；
②组织形式创新：同业企业联营组织；
③注重市场调研；
④重视先进的经营手段和方式的运用：广告、赠品等。
⑵企业管理思想
①引进运用西方企业管理措施；
②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
③企业用人策略———内外兼修的灵活用人方式。李烛尘“事业的基础是人才，有了人才，一切事情都好办，没有人才一事无成。我们需要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就必须重视人才。”
④企业管理理念———创新性的中西方管理思想交融

中国古代贵义贱利思想占主导地位。它的积极作用是对人们的求利活动有所制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消极作用是对人们的求利活动束缚过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进入近代以后，有些思想家如薛福成、陈炽都对贵义贱利思想进行了批判，这对解放人们的思想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也存在贬低义的作用的倾向。严复主张义利合，是把义统一于个人的“长久真实之利”，实为对义的否定。何启、胡礼垣则根本不谈义，他们所主张的是一种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孙中山提出要恢复道德文明，主张发扬经过改造的传统道德规范，实际上是重新肯定了义的作用。

铁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及其支持者纷纷著文或上奏要求建造铁路，而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造铁路的理由由刘锡鸿集其大成，钟天纬对它进行了逐条批驳。
第三阶段建造铁路的思想更加发展，何启垣认为铁路是“振兴之祖”，主张县县通铁路。造铁路需要巨额资本，多数主张发挥商人的积极性，由商人承办。何启、胡礼垣提出要“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而张之洞在拟办粤汉铁路湖南段时仍发表了一套官督商办、官商分权的理论。孙中山也非常重视铁路建设，提出以铁路多少为衡量一国贫富的标准。他的《实业计划》即以铁路建设为重点。

鸦片战争前，由鸦片进口白银外流导致了银钱比价持续上升。加之战后持续的贸易入超和战争赔款，均需用银支付，使得银钱并用的传统币制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受外来铸币的影响，中国民间和地方政权也逐渐仿西法铸造的银币。由于没有统一的、确定的制度，铸币者越多，货币流通领域也越杂乱无章。交易中收受各种货币，不但辩伪、折算，浪费时间，稍一不慎，还会蒙受无谓的损失。这自然引发了各种整顿、改革货币制度的主张和议论。1860年以前在货币领域中的探讨和议论，仍未超出传统货币制度、货币思想的范围。1860年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逐渐发生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要解决货币领域中的问题，已不可能维持现存的货币制度，而必须以西方的信用货币制度为蓝本，进行从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转变的根本性变革。有人甚至宣扬“币制救国论”，认为改革货币制度是中国脱贫致富，转危为安，救亡图存的关键。

（一）货币数量论
①陆贽认为货币是国家用来掌握轻重敛散之权，调节物价贵贱的重要工具，必须由国家垄断铸造。他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
②他提出了一个国家通过控制货币流通以调节物价的公式：“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把形成物价贵贱的原因完全归之于货币数量，因此是中国古代的最典型的货币数量论。”
（二）对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阐释他认为钱重物轻
陆贽指出：两税折交绢布，“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

近代中国是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时期。它是中国人逐步接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使之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经济思想的过程。从鸦片战争至共和国的建立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明显地表现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860年）的经济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续发展，虽然已有人主张学习西方，发展机器工业，但都没有接触过西方的经济理论。
第二阶段（1860~1894年）进入了学习西方的实践时期，人们对西方经济制度加深了了解，对西方的经济理论仍然所知不多。
第三阶段（1895~1919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广泛传播，有些中国学者已经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和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发生初步的影响。
第四阶段（1919~1949年）五四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经济学基本上已和西方接轨。

中国在战国以后重农抑商思想占主导地位，反抑商思想亦在发展。近代第一阶段仍有抑商和反抑商思想。第二阶段重商思想兴起，有以商为本、商握四民之纲、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及争取贸易顺差等理论，还产生了工为商基或工或商本的思想。
第三阶段进一步明确了以工或以工农为本；这时的以农为本是从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的角度说的，同传统的农本思想已有区别。对于本末业的划分，严复、张謇仍予以肯定，但认为本末之分并不表示有所轻重。严复还将本末业的概念推向世界范围。对于农工商业的关系，从第二阶段起一般都肯定其相互促进的作用。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外资必然会进入中国，本无所谓利用。但有些思想家从发展民族经济考虑，提出了利用外资的主张。这主张首先表现在兴建铁路上，马建忠、薛福成、钟天纬以及后来的孙中山等都主张借外债以兴铁路。
马建忠反对招洋股，认为招洋股会使外人控制中国的利权。何启、胡礼垣则主张造铁路要入洋股而反对借洋款，认为借洋款的损失很大。孙中山认为利用外资不妨以路权相让四十年，以加速铁路的发展。对利用外资的利弊作全面分析的是梁启超，他也主张用洋债而勿用洋股。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则是希望充分利用外资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