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关于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A、“礼法结合”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B、夏商时代的法律制度明显受到神权观念的影响C、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到汉代中期以后被儒家发挥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策略D、清末修律使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没有受到冲击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者的基本政治观和基本的治国方针。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即“礼治”与刑罚镇压相结合，形成了西周时期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和“礼”、“刑”结合的宏观法制特色。故A项正确。汉代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秦朝尚未强调“德主刑辅，礼刑并用”，而是全面贯彻法家“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的主张，故B项错误。
唐朝承袭和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律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故C项正确。宋代以后，在处理德、刑关系上始有突破。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作了新的阐释。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故D项正确。

周初统治者为了谋求长治久安，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神权政治学说。同时为了修补神权政治学说中的缺漏，并确定周王朝的新的统治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汉代中期以后，这一主张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A、B两项正确；“明刑弼教”是“明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的简称，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从字面观，“弼”乃辅佐之义，似与“德主刑辅”的传统立法、司法原则并无不同。实则不然，“德主刑辅”中，德为刑纲，刑受德的制约，处于次要的辅助地位。宋代以后，在处理德刑关系上有突破，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其“明刑弼教”作了新的阐释，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他强调，刑与教的实施可“或先或后”，“或缓或急”。经此一说，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教”。所以C项正确，D项错误。

清末的修律，使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受到了极大的冲击。D项错误。

解析：德主刑辅为汉朝武帝之后的立法指导思想；明刑弼教为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德本刑用为唐朝立法指导思想。

【精解】西周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故选A项。“德主刑辅，是汉武帝后汉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德本刑用”是唐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尚德缓刑”是清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西周时期的法制思想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汉代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据此，AC选项均错误。D选项明显错误，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重视刑罚的价值，主张重刑主义，与《唐律》和西周的法律思想迥异。

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西周时期即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与“出礼入刑”的表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及至唐代的法律统治“一准乎礼”。所以可知，“礼法结合”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故选项A正确。夏商时期的统治者强调“奉天罚罪”，假托神意压服臣民，可以看出神权思想为当时的法律指导思想，当时的法律制度明显受到神权的影响，因此选项B正确。为了修正神权法学说中存在的问题，周王朝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并于汉代中期以后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为传统的中国法制奠定了基础。故C选项正确。清末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修订过程中援引了大量的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清末修律标志着中华法系开始解体，故D项说法不符合事实，不应选。


题中四个选项都是该时期法制变化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刑罚制度改革（规定绞、轨等死刑制度；规定流刑；规定鞭刑与杖刑；改革以往五刑制度；废除宫刑制度），以及建立死刑复审制度。故A、B、C、D四项均为本题的正确答案。本题考查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制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此阶段的许多内容也必将是司法考试中的重点。尤其需要重点把握相关具体法律制度的变化。


汉代的《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其特点是依据儒家《春秋》等经典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则审判案件，而不仅仅依据汉律审案。《春秋》决狱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即以犯罪人主观动机来判定最终是否给予严惩。魏明帝在制定《魏律》时，以《周礼》“八辟”为依据，正式规定了“八议”制度。“八议”制度是对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它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晋律》与《北齐律》中相继确立了“准五服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的制度，不但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九卿会审（明代又称“圆审”）是明代的会审制度。是由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左都御使，大理寺卿九人会审皇帝交付的案件或已判决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可见，除九卿会审之外，其他三项制度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本题A、C、D三项均应选。


六赃就是指六种非法获得公私财物的犯罪。包括(1)受财枉法：收受财物枉法。(2)受财不枉法：收受财物，即使不枉法，也要处刑。(3)受所监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管辖范围内百姓或者下属财物。(4)强盗：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5)窃盗：隐秘手段窃取公私财物。(6)坐赃：官吏或者常人非因职权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四个选项均正确。


唐《斗讼律》中，“六杀”的含义：“谋杀”是指预谋杀人；“故杀”是指事先虽然没有预谋，但是情急杀人时已经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的是在斗殴中过于激愤而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是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的是“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


“十恶”制度是中国法制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一定要熟练记忆并理解。“十恶”中，所谓的不义是指杀害本属的府主、刺吏、县令和授业老师的行为，官吏或士兵杀害本属五品以上长官的行为，妻子得知丈夫死亡而隐匿丧事，寻欢作乐，改嫁他人的行为。因此可见B、C选项的解释是正确的。至于A选项，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等人的行为在“十恶”中称为“恶逆”，而D选项，奸淫小功以上亲或父、祖父之妾以及相与通奸的行为被称为“内乱”。注意，本题中只是提及“十恶”中的三项，其他几项也很重要，完全有可能以同样方式改变内容而进行考查。


宋朝在地方各路设立的是提点刑狱司，明朝在省一级设立提刑按察司。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统治者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于20世纪初十年间，逐渐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修改与变革。我们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活动称为清末修律。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清末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故A项正确。在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故B项正确。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清末修律改变了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故C项正确。它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故D项错误。因此，本题的正确选择是A、B、C项。


1946年11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召开国民大会，于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定于1947年1月1日公布，12月25日施行。该法共14章，依次是总则、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基本国策和宪法之施行及修改，共175条。A项正确。基本精神与《训政时期约法》和“五五宪草”一脉相承。但碍于政协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12条的重大影响，即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司法独立、保护人民权利等，又不得不在具体条文上有所变动。因此，B项表述错误。《中华民国宪法》内容的特点是其表面上的“民有、民治、民享”和实际上的个人独裁，即人民无权、独夫集权。例如1948年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这一特点趋具体和法律化，因此C项正确。其二，体制不伦不类，实际上是用不完全责任内阁制与实质的总统制的矛盾条文，掩盖总统即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统治的本质。其三，罗列人民各项民主的自由权利，比以往任何宪法性文件都充分。但依据宪法第23条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戒严法》、《紧急治罪法》等，把宪法抽象的民主自由条款加以具体切实的否定。因此D项正确。依题意，本题B项当选。

秦朝全面推行法家“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的主张，而不是儒家所主张的“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故B项错误。

【详解】
从西周时期提出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和贯穿周礼的“亲亲、尊尊”原则起，古代中国就形成了 “礼法结合”的法制特色。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就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化。“夏礼”是君权政治法律思想支配下的统治国家的有效武器。商代统治者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把天上的至上神同商王的祖宗神合二为一，把自己的统治神化为“秉承天意”，为商朝的王权和法律涂上神学的色彩。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应该“大其德而小其刑”，要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用再辅以刑罚，形成了 “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原则。清末的修律是适应列强需要和维护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产物，修律的方针是“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这次修律虽然是屈从列强意志的结果，但在客观上却改变了中国法律“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详解】
从夏商时期单纯宣扬“天命”、“天罚”，到西周时代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创造了 “以德配天”的天道思想。将“德”的抽象准则具体落实到现实的统治之中，便形成“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这就是说，要想“享天之命”，就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因为西周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天命”是靠民意来维系的。周公反复强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既然“天命”关怀民意，时常根据民众的意愿来选择统治者，那么，以严刑峻法残害民众，自然要受到“天命”的谴责，为“天命”所唾弃。这就是夏桀和殷纣王先后被推翻的根本原因。选项A不正确，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恭行天罚”，“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选项B不正确，行刑重轻是商缺提出的刑罚思想。商鞅说：“行刑，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该思想为秦国统治者所采纳。选项D不正确，德主刑辅是西汉中期法制指导思想的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以儒法合流为特色的一种新的封建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法制指导思想，它影响了汉武帝以后的刘姓王朝乃至此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