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学对行草书有何重大影响？

第1题：

第2题：

清代碑学有哪些主要的理论著作？它们的特点和基本内容是什么？

正确答案: 清代碑学的主要理论著作有阮元著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著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著的《广艺舟双楫》。它们和过去的书学理论不同，过去是先有了实践，然后才进行研究和总结，而清代碑学理论却改变了书学史上这种被动状况，第一次使理论走到了艺术实践的前头，成为实践的指导。当帖学的颓风弥漫整个书坛时，阮元首倡碑学，发表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二文，文中断然摒弃了千年陈说，主张为救帖学之弊，就非学习北朝碑版不可，为书法艺术展示了一个新领域。包世臣著《艺舟双楫》，为碑学进行大力鼓吹而天下景从，一时书风大变，使学碑成为社会俗尚。最后，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对碑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这样，碑学就成为一个有高度艺术成就和有系统理论的书法流派。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对书法演变的源流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他把南北朝不同风格的书法区分为“碑”和“帖”两派。又在《北碑南帖论》中指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为纠正帖学晚期出现的软弱、僵化的流弊，他在二文中极力倡导写汉碑、北碑，为碑学进行了有力的鼓吹。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认真品评了当代各家探求笔法的优劣，推出邓石如作为探索碑学成功的代表，公开了邓石如的新笔法。他追溯了古人书法的真谛，认为应“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和“不失篆分遗意为上”。并以此为标准，尊魏卑唐，颂碑贬帖，使碑学在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一书，共六卷二十七章，一、二卷主要谈书体的源流发展，三、四卷主要是评论碑品，五、六卷主要是谈用笔技巧、学书经验和各种书体的要求。他在书中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以主“变”为宗旨，认为碑学中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他把六朝碑版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十大美，来作为新崛起的碑学的十项美学标准。全书广征博引，运用了当时金石考证学上的最新资料和掌握的书坛全部状况，虽在卑视唐书方面持论未免偏颇，但此书仍不失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史书性的著作。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他们的碑学理论是层层相因，逐步发展，直待《广艺舟双楫》出后，碑学理论才最后牢固地确立了。

第3题：

清代隶书在碑学中起的作用如何，有哪些著名的书家？

正确答案: 清代隶书为碑学的先导。当篆书还处于摹古和探索阶段，魏碑刚引起人们注目时，隶书在艺术上已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了。
首开隶书风气者是清初的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钱泳称：“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而汉隶之学复兴。”他吸取了《夏承》、《史晨》、《刘熊》、《曹全》等汉碑的气息，用独特的笔法，以行草的笔意书之，表现出一种飘逸凝重、奇瑰绮丽的风格。
继之者有金农（1687——1763），其隶书苍古奇逸，魄力沈雄，他自称得力于《国山》、《天发神谶》两碑，对照来看，已是迥然不同了，他写字用侧笔平锋，横粗竖细，峭厉方劲，拙中寓巧，独创一体，自称为“漆书”，表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美。
邓石如（1743——1805），他各体皆精，尤以隶、篆突出。其隶书主要受益于《史晨》、《曹全》、《衡方》等汉碑，还吸取了汉简、汉砖、汉瓶等民间字体的笔意，并以独创的“运指绞毫”笔法书之，结体茂密严重，用笔纵横淋漓，表现出瑰丽雄奇的意境，被包世臣称之为神品。
伊秉绶（1754——1815），他的隶书气魄很大，而且愈大愈壮观，能从《郙阁颂》、《衡方》、《西狭颂》等汉碑跳出，自成一体。其书特点是结体宽博大方，四边方严充实，具有气度恢宏、胸襟高旷的气象和一种强烈的形式美。
陈鸿寿（1768——1818），他的隶书以简古超逸、清新灵动而著称，其书取法于《褒斜道》、《莱子侯》、《杨淮表纪》这类汉碑，并吸收了秦诏版的笔意，用笔金石味极浓，结体别开生面，能“齐而不齐”，分行布白错落有致，具有自然天趣之妙。
何绍基（1799——1873），他写隶书是晚年的事，但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曾对十几种汉碑依次临习，作为日课。所临者既有古意又有自家面目，其中《张迁》、《石门颂》、《衡方》神韵尤佳。他用自创的回腕执笔法书之，其隶书奇涩沈雄，如铁屈铜铸一般，具有大家风范。
除以上的而外，另外还有石涛、桂馥、高凤翰、黄易、杨岘、赵之谦、吴昌硕等隶书名家，他们都是以各具风貌而争艳书坛，隶书取得的成就在清代碑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步。何绍基《临张迁碑》

第4题：

清代的碑学理论有什么贡献？

正确答案: 清代倡导碑学的理论家主要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三人，他们在理论上递相承接，并与碑学的艺术实践同步，对清代书法艺术由帖学向碑学转化和碑学的兴盛及深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卒谥文达。是嘉庆至道光年间的经学家、书法家。他的书学理论文章《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从书艺发展和书体衍变着眼，认为隶书衍变为真、行、草书是在汉末魏晋之间，真、行、草书从此分为南、北不同的书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北书派的不同特点和风格是“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篆隶遗法得以保存。“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因初唐太宗喜王羲之书，王氏一家独胜而兼掩南北，宋代阁帖盛行以后，中原古法已成绝响，元明书家多为帖学所囿，北派愈发势微，“无复隶古遗意”，而在书艺上南北各有所长，“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由此阮元认为要正本清源，追踪古人笔法，非深研碑版不可。从目前能够见到的南北朝时期的碑版、墓志及残片看，南北书艺的传统是一致的。阮元抛开书法的不同用途，以南北风格的差异来概括书派的不同，实与事实有出入。但他能在帖学盛行之时，为碑学争一席之地，从理论上确立碑版书艺的地位，的确有胆有识。阮元看到帖学发展已到末路，以碑学补救帖学流弊，匡正书学的目的是很具卓见的。他的理论是碑学萌幼时期的理论总结，并对碑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是阮元的学生，嘉庆至咸丰年间的书法家。他没有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把平时的信札、题记、问答书札及诗文辑成《艺舟双楫》，前半论文，后半论书。继承阮元的书法理论，涉及面较广，其中包括学书心得经验，执笔、运笔、用墨、章法布局、点画等技法问题，古人及碑版书艺品评、书法发展规律等。对碑版书艺之美分析得比阮元具体充分。尤其在《国朝书品》里独标邓石如，推为国朝第一，从理论上确立以碑版起家的邓石如的崇高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对道光、咸丰以后的碑学实践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作为书家的包世臣，“中年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于北魏，晚习二王”，他的书法实践没有脱离帖学，其书“终伤婉弱”，影响不大。但在书法教育上却有成果，受他影响的吴让之、赵之谦、沈曾植等都是成就颇高的书家。
康有为（1858——1927）字长素，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是我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的思想家、书法家。他的书学理论直承包世臣，所以他的书学专著名《广艺舟双楫》，是碑学理论第三个里程碑，也是碑学有系统的重要理论著作。康有为的这篇著作在广泛占有资料并吸收金石学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书体衍变、书法流派、碑品及执笔、运笔等书法技法和学书经验及各体书艺要求的系统论述，力倡碑学，继承并发展了阮元、包世臣以来的碑学理论。贬斥帖学风靡之弊，溯源篆分，充分揭示六朝碑版书艺之美，是晚清碑学发展的全面总结。并且匡正了阮元南北书派论在理论上的遗误，指出书可分派而南北不可分派。又对包世臣的“执笔”论提出异议，否定包世臣“五指齐力”和“以指运笔”说，提出“四指争力”，强调运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突破。但是，康有为“尊碑”有“卑唐”之论，在理论上过于偏颇。品评人物和风格技法时，亦有过激之病。但他的书论充溢着感情色彩，有批评锋芒，从书艺发展上把握以“求变”来取得事物发展的思想是很可贵的，表现了他的革新和进取精神。因此他的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书翻印多次，流传甚广，波及日本，在碑学理论上有突出的贡献。
康有为在书法实践上推求北碑，与他的书论是一致的。曾自述：“吾执笔用朱九江先生法，临碑用包慎伯法，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他的书艺“大抵至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霎岳楼笔谈），其书气象雄伟，作字横画平直，撇捺波折多姿；运笔迟送涩进而跌宕，折处多圆转；结字中宫紧敛而体势宽阔，收放有情致。颇有纵横奇宕的气概和潇洒的风韵。自言；“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自知眼高手低，他的书艺虽未大成，但不失为晚清碑学有影响的书家。

第5题：

在清代，谁的书法被人称之为“漆书”？为什么说他是清代提倡碑学的先行者？

正确答案: 是清代康熙年间书画家金农的书法。金农用笔方扁如刷，且墨浓如漆，故人们称之为“漆书”。
金农（公元一六八七——一七六四年），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别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等。金农一生布衣，虽曾被荐举博学鸿词，但未就。他一生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从学于何羲门，好学癖古，精鉴赏，为人耿直，不肯折腰于权贵，为“扬州八怪”之一。
清代因康熙喜董其昌，乾隆喜赵孟頫，董、赵书体风靡一时。在这股潮流中，金冬心不随波逐流，而是去探索师法汉碑的道路，可见金农是独具慧眼的。康有为云：“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法，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金农自己诗中亦云：“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白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由此亦可说金冬心是清代提倡碑学的一位先行者。

第6题：

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重大的理论流派有哪些？这些理论流派有何影响？

正确答案: 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重大的理论流派有三个，即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
（1）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的许多观点主张等，构成了福利国家的理论与政策基础，迄今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从而确实是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积极推动者。
（2）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它洲昌导的自由实际上是非真实的自由，因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绝对不可能建立在绝对不受约束的基础之上，而社会也是能够被公正或不公正来定义的，政府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我们能够从新自由主义中吸取到的养分就是保持对社会保障持续月彭胀的警惕，同时发挥出市场机制的应有作用。
（3）中间道路的影响：中间道路理论基础建立在对自由市场的辨证认识之上，十分强调社会稳定和秩序，肯定了国家在福利领域的主导作用，对待福利国家是既赞同又批评。它使新自由主义者们对中间道路理论在改造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方面的看法有了分歧。

第7题：

第8题：

第9题：

第10题：

第11题：

第12题：

第13题：

清代碑学兴起的原因何在？

正确答案: 李一氓在《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一文中对清代评价说：“这个时代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有高度封建文化的时代。”而碑学的兴起，正表现了清代封建文化繁荣的一部分。它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清朝的建立，经过了初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使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取得了政治上百年相对稳定的局面。而且又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和政策，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有进一步的增长，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适应的环境和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碑学的开拓者、实践的成功者、理论的建立者们，大都是出现在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增长得最快的江南地区。另外，由于要巩固满族贵族的政权，清政府对内实行了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龚自珍诗），多数学者们被文字狱治怕了，为了逃避政治迫害，纷纷钻进了琐碎的训诂考据学的圈子。学者们为考经证史的需要，竭力去收集金石、碑碣，引起了一大批古代刻石文字的出土和发现，为清代碑学的兴起带来了直接的契机。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广艺舟双楫》），元明时期的复古思潮到了清初更为肆烈，清帝王个人的喜爱，使董其昌、赵孟頫的字体在全国流行，科举制度倡导的馆阁体对书法艺术的腐蚀比明朝还厉害，帖学已流落到咽咽一息的地步。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当一些书法家们力图开辟书法艺术的新天地时，由考据带来大批的金石、碑碣的出现，引起了他们极大的重视，认为要挽救帖学糜弱的颓风，就得学习这些字势雄强的古代文字。
清初，隶书为碑学的先导而出现。郑簠、金农等人的隶书表现出古朴奇拙、雄浑峭拔的风貌，与董其昌、赵孟頫的字体在风格上尖锐的对峙，由于那时整个社会的传统审美观是以“秀美”为主，所以他们就被目为狂怪，影响也不大。但是，到了清朝中叶，国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帝国主义发起了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二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外强中干的面目在国内各阶层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了。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国家强盛，能抵制外侮，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这种心理状况下，促使了社会的审美观念急骤地转变，柔弱的帖学颓风和软弱的清政权一样，在人们心理上产生了厌恶。“书学和治法，势变略同”，当阮元、包世臣等人竭力倡导体魄雄强的碑学书法时，在书坛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碑学以极快的速度风行全国，情况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所述：“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社会的审美观由以“秀美”为主急骤转变为以“壮美”为主，是造成碑学兴起的、迅速传播的重要因素。

第14题：

晚明行草书有何突破，对后世的影响怎样？

正确答案: 明代书法受元代复古思潮的影响，学书者纷纷以摹古为能事，刻帖之风泛滥全国，而赵孟頫的书法被抬举到“仪凤冲霄、祥云捧日”（解缙语）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书法审美趣味大都醉心于以秀丽妍妙、萧散古淡为贵，这种艺术思潮在晚明才发生了一些改变。在明代后期，由于朝政腐败，国事日非，封建压榨变本加厉，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文人仍以诗文书画来粉饰太平，而另一部分文人，受了资本主义新因素的市民文学和浪漫思想的影响，导致了审美观的改变，他们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通过书画作品曲折地表现出来。在书坛上出现了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他们的行草书，以放浪不羁的笔意区别于明代早、中期那种清秀雅致、平淡冲和的书风。
徐渭（1521——1593），他的草书如同他的泼墨写意画一样，奔放豪迈，不拘一格。袁宏道说徐渭是“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张瑞图（1570——1641），他的行草书摆脱了赵孟頫书风的影响，露锋折笔，跳荡多姿，结体遒紧，别具新意。《桐阴论画》称：“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黄道周（1585——1646），书法以奇古拙厚见长，远师钟繇、索靖，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行草如急湍危石，奇姿横生。其书既见传统，又有新意。
倪元璐（1594——1644），书风略近黄道周，其行草书尤觉超逸，能纵笔取势，锋棱崭耀，险峻不凡，康
有为称其书“新理异态尤多。
傅山（1607——1684），他鄙薄赵孟頫的气节而恶其书为浅俗，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著名书论，其行草书笔势豪迈，雄奇宕逸，生气郁勃，别具风神。
王铎（1592——1652），书法中尤以行草书突出，其飞腾跳跃，能纵能敛，自出胸臆，气势壮阔，傅山称：“王铎四十年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
晚明出现的这股豪放的书风，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清朝统治的建立，这种艺术革新的倾向很快地遭到不应有的夭折。相反，赵孟頫、董其昌这一派柔弱的书风，因符合清初统治者竭力要平静全国的政治需要，得到康熙、乾隆皇帝的欣赏和大力提倡，而风靡全国。
沉寂了二三百年之后，晚明这派革新的书风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又重新焕发出它的艺术光彩。那时写行草书而欲自辟蹊径者，往往参照晚明行草书的创新道路，如沈曾植、吴昌硕、潘天寿、来梦生等人即是如此。特别是王铎的书法，在日本受到高度重视，研究者、学习者众多，成为一大流派。晚明这一短暂的书法创新的历史，和出现的书法家们，在现代愈来愈引起国内书学研究者的注目，并逐渐得到了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

第15题：

清代碑学取得的艺术成就和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怎样？

正确答案: 清代碑学在篆、隶、楷、行、草诸方面均有建树，其中以篆、隶的成就最为辉煌。在此以前，甲骨、大小篆、汉隶、魏碑这一类的文字，其用途主要是以实用为主，但是到了清代，它们就纷纷登上了大雅之堂，被写成中堂、条幅、匾额、横披、屏条、扇面等形式，赋以了新的内涵，成为观赏性为主的文字；楷书方面，因过去习唐碑已久，令人生厌，清代中晚期书法风尚转为习魏碑，因而出现新的境界；由于碑学的兴起，也给面临衰微之际的行草书，带来了生机，碑与帖相结合，使行草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历时二百六十载的清代，应是中国书法史上中兴的一代。
在此期间，名家倍出，有成就的书家极多，他们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汉、魏晋各种金石文字，无不属于他们研究和学习的对象，并在笔法创新和改造书写工具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成功的探索，开辟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这些书家中，以个人风格突出、艺术造诣又高的当推郑簠、金农、郑板桥、邓石如、刘墉、伊秉绶、陈鸿寿、包世臣、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翁同龢、杨守敬、沈曾植、曾熙、李瑞清、吴昌硕、康有为等人。他们的书法作品个性强烈，自成一家，争奇斗艳，仪态万千，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以整个清代书法艺术取得的成就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以来，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清代那样，把艺术领域开拓得如此辽阔、深远。在各种书体方面都有它探索的足迹，都有他们卓越的建树。如果说，魏晋书法艺术是书学史上第一个艺术高峰，唐代书法艺术是第二个高峰，那么，第三个书法艺术的高峰就是清代碑学。三个时代的书风表现出的艺术美固然不同，但其伟大成就是尚可比肩的。过去，曾有人贱近贵远，认为“整个清代可以说是书法衰微的一代”。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16题：

清代碑学在艺术实践中进行了哪些探索？

正确答案: （一）笔法创新
碑学主要是对大篆、小篆、汉隶、魏碑等这些唐以前的石刻文字的书写研究。很显然，用晋、唐、宋流传下来的笔法去表现这些古老文字的精神面貌是不行的了。这此石刻文字早已不是毛笔写成时的原貌了，而是被刀刻、风化、磨损后而留下的具有金石趣味的线条。要表现这些线条，就得改变过去的笔法，清代不少书法家意识到这一点，就纷纷开展了对笔法艰苦的探索。各种各样的执笔法和运笔法都出现了：金农以倾斜执笔，用侧笔平锋去写隶书；王鸿绪为矫元明以来枕腕作书的积习，就用绳系肘，悬肘写字；钱伯垌执笔是“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毫入纸”，行笔时指腕不动，以肘去来；朱昂之行笔的秘诀是“作书须笔笔断而后起”；邓石如自创“悬腕双钩，管随指转”的新笔法；何绍基从射箭得到启示，创出回腕高悬、运肘敛指的“回腕执笔法”；朱次琦、康有为等人的执笔秘诀是“虚拳实指，平腕竖锋”；杨守敬主张运笔以侧锋为主；还有不少人为探求“掌虚”之极，就创出“以三指执笔，名、小指反掀起”和“以四指齐排管上”的执笔法。如此等等，新笔法之多，令人惊叹！
在探索出的新笔法中，要算邓石如所创的“管随指转”（即执笔要运指，行笔要绞毫）的笔法最为成功，这种新笔法，促使了他的篆隶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把这种笔法公布于世时，在那大家都在暗中摸索笔法的年代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效仿者如云，获得成功者不少。其中刘墉秘密作书的笔法——“左右盘辟，管随指转”即是受了邓石如笔法的影响；何绍基所创“回腕法”中的“运肘敛指”、“提笔绞笔”，也是融进了邓石如笔法；张裕钊自述其用笔：“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注墨辣，发锋远，收锋密，藏锋深，出锋烈”，可谓是邓石如笔法的嫡派；沈曾植运笔如飞，侧管转指，也是“颇师安吴（包世臣）”；直到现代的书法家柳怡徵、马叙伦、王遽常、林散之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邓石如笔法的影响。
清人在探索新笔法时，主要重视表现出的艺术效果，而不择手段如何。在他们探索出的新笔法中，除了一些与生活习性相适应的手法而外，还有不少与习惯或生理机能相违的手法，（如邓石如、何绍基、郑簠等人所创的笔法），有人曾对此大加斥责，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笔法，如果从实用的观点来看，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如果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这种批评就不对了。因为艺术欣赏只承认效果，而不管其手段如何的。相反，正说明清人对书法艺术认识的自觉性超过前人，才能开拓笔法的新天地。
（二）改造书写工具
清人对毛笔进行改造是碑学实践上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在改造毛笔的尝试过程中，不如探索新笔法曲折，也没有那么多争议，而且当新的毛笔尝试成功，很快就普及全国了。
清初，王澍、洪亮吉、孙星衍、钱坫四家写秦篆，因秦时的毛笔绝对不是清初时毛笔的模样，为此，他们就把毛笔的毫尖烧去，用颓笔写小篆。这样，写出的篆书圆润挺秀，饶有古意。
继后，金农也对毛笔进行了改造，他那苍古奇逸、魄力沈雄的“漆书”，就是把毛笔“截取毫端”而作的。另外，还有的人追求藏锋，用框限写字，或者用“竹萌”（嫩竹枝）砸松了当笔书写等。以上这些方法，只适于书写少数特殊风格的书法，所以不能普及。但是，当开始提倡用羊毫笔写字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正如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一书中介绍：“明朝以至清朝，一直都是盛行硬毫。当时书家几乎没有用羊毫的。羊毫沦落到只能作装背书画的浆糊排刷了。自嘉、道以来，由于梁同书、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诸人的提倡，羊毫大行，硬毫有渐衰的趋向。羊毫笔能大行，固然是价廉易购，外加制作逐渐精妙，但这些都不是能盛行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羊毫比硬毫含墨多、柔软、毛长，特别适合表现篆、隶、北碑那种古拙朴茂、厚重渊雅、富有金石趣味的线条，即使用它去写行草书，也可以表现出比硬毫更含蓄沉厚、纡徐安雅的风姿，这正是倡导碑学，进行书法变革求之不得的事。当邓石如运用羊毫笔写出面目一新的四体书时，就震动了当时的书坛；当何绍基用回腕法驾驭着羊毫登上了另一个书法艺术高峰时，又被誉为“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这样成功者在前，继承者在后，碑学盛行，羊毫也就盛行。清代书家们探索改造毛笔的成功，在创建碑学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三）融画入书
以绘画的技法融入书法，是清代书法家们探索的一个方面。在以前曾有这种尝试，但较大规模的施行，还是在清代。郑板桥跋画说：“书法有行款，竹更要有行款；书法有浓淡，竹更要有浓淡；书法有疏密，竹更要有疏密。此幅赠常君酉北。酉北善画不画，而画之关纽，透入于书。燮又以书之关纽，透入于画。”郑板桥说常酉北是“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其实他何尝不是如此。蒋士铨就有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澜奇古形翩翩。”他写的“六分半书”，就是把绘画上那种大小斜正、疏密穿插的经营位置运用上了，而且还富有兰竹的风韵。吴昌硕的书法也参以画法，《霎岳楼笔谈》说：“缶庐写石鼓，以画梅之法为之。”事实
上，他的篆书纵横挥洒，老拙遒劲，和他画梅的老干新枝何等的一致，不仅篆书如此，行草书也是如此。清代的碑学书家们大都善画，更不用说石涛、金农、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还是一代的大画家。因此，他们的书法作品无不与绘画相通。除了在布局、用笔上参用画法外，他们还把绘画中的用墨、用水之法也用进去了，其焦墨、浓墨、宿墨、涨墨、破墨、渴墨、淡墨在书法作品中时时可见，在“将浓遂枯、带燥方润”的墨色变化上超越了前代，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一大特色。

第17题：

什么是前碑派？他们的书法审美取向有何特征？郑簠、金农汉碑认识的突破对清代碑学有何影响？

正确答案: 前碑派，就是清代碑派的前身。他们以擅长写隶书、篆书为主。其中大多数人对传统帖学下过功夫，创作中揉合二者或以碑破帖的特征。以邓石如、阮元划界，在他们以前的经碑破帖一派，称为前碑派。此后的尊碑一派称为碑派。前碑派和碑派在对待传统帖学上有借助和贬弃程度上的差别，但实际上体现出一条线脉上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碑派书法，在突破旧的审美定式上有着新鲜活透的生命力，较之碑派成熟期的书法，少程式、多创造，反而更充满了创造性。
前碑派的代表人物有：郑甫、程邃、金农等，在他们的书法作品中已出现了以碑破帖的激进思想，他们的实践为碑学的诞生做好了准备。金农的书法实践，强调艺术实践中强化用笔中的金石气，其师碑思想后来为碑派书家广为接受，金农样式的出现，为清代师碑的书家立下了一个比郑甫更有说服力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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